南方周末年终特刊:十年担当_欧美资讯网 
南方周末年终特刊:十年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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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年末特刊――《十年担当――一份报纸和她所报道的人物》。   南方周末编辑部   新世纪,走过了十年。   这十年,从入世至今,中国已经当之无愧的成为世界工厂,“made in China”已经成为我们应对世界的标签。   而中国,我们的创新丢了吗?   那些曾被我们寄望于创新的人都还在吗?   这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翻了两番,已经跃升世界第二经济体;同样,中国的碳排放也跃居世界第二。   而中国,我们的责任丢了吗?   那些曾被我们寄望于责任的肩膀还在吗?   这十年,地球已无新鲜事。从SARS到北川再到2012的幻灭。   而中国,我们的梦想丢了吗?   那些曾被我们关注的悲伤者依然无助吗?   【未来力量】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王佩   编者按:这不是预测,这只是我们对中国下一个10年美好事物的祝福。   未来的10年,中国仍将处于急剧转型期。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各个阶层在快速撕扯下的断裂随处可见。人们期待更专业的法官以彰正义,期待更专业的校长普施教化,期待更睿智的城市规划师让居所变得宜居,期待更多的慈善家救济孤困,期待更湿润的价值体系来温暖灵魂。   我们力图从这些领域挑选出40岁左右的“领军人物”或者优秀群体,下一个10年,将是他们步入各自事业黄金期的10年。这只是我们虚拟的一个时光之镜,我们相信从镜子中所能阅读到的,不只是一群青年人在10年后的影像,它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在10年后的影像。   【自媒体人:空缺】负责报道一切   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电子介质激活了人与人之间的弱联系,凭借信息技术,一个人可以延伸到所有的人。这种媒体形式曾被称为“自媒体”(WeMedia),也有叫“新媒体”的,现在争议最少的叫法是“社会化媒体”(SocialMedia)。而我们习惯所说的传统媒体,在西方又称为“工业化媒体”。   为社会化媒体分类,并不比为人群分类更容易。Kaplan和Haenlein把它分为六类:合作项目,博客微博,内容社区,社会化网络,虚拟游戏世界,虚拟社区。   从目前来看,社会化传媒跟工业化媒体相比,除了“快”之外,还没有表现出特别大的优势。除非是圈中人,读者对快新闻的需求并没有那么迫切。早一分钟知道发生地震,还不如晚一分钟知道具体的地震方位与震级。至为重要的是,社会化媒体抢来新闻,还得靠工业化媒体以传统新闻工艺去采访和深挖。   工业化媒体在西方之所以讲求客观性,是其生存需要的必然,只有不偏不倚的报道才能争取大多数有消费能力的读者,从而获得广告商的青睐。而社会化媒体对于使用者来说,没有自我养育的顾虑,所以更能促进极端思想和惊人消息的流布。工业化媒体以新闻生产单位的整体信誉为新闻背书,社会化媒体目前只能以意见领袖的个人信誉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前者是商业上的担当,后者是道德上的承诺,哪个更靠谱,不言自明。   然而,社会化媒体的强大之处在于,其本身有一套新闻验证筛选机制,社会化传媒上的质疑之声,往往具有“疑似假新闻”解毒剂的作用。社会传媒各发布者之间的互相证伪,最终增加新闻的真实性。不过,这是一个反复试错的过程。这样,社会化媒体的速度优势就被验证过程给抵消了。   社会化媒体的兴起影响了媒体的议题设定,造成工业化大众传媒的新闻人,习惯了在网上找新闻,而不去考虑大众所真正应该关心和了解的内容。社会化媒体爆炸的碎片,也击碎了传统媒体。从“报道一切适宜的新闻”变成“报道一切信手拈来的新闻”。   别问我中国社会化媒体在未来怎么发展。这事谁也说不准,谁说也不算。如果不消除那些迷墙,再多的博客、微博、社会化媒体都成不了新型的媒体,至多不过是猜测的聚集,情绪的弥漫。   所以,在一个成熟社会中,无论是社会化媒体还是工业化媒体,其工作都是消灭情绪、过滤谣言,无论是传统记者还是新媒体记者,其职责都是零度写作、记录历史,无论是专栏作家,还是独立评论者,其作用都是训练思维、表达观点。再多走一步,可能就是谬误。   我相信未来十年,社会化媒体能够由热变冷,沉淀如铁,淬火如钢。   ★推荐理由   电子介质激活了人与人之间的弱联系,凭借信息技术,一个人已可以延伸到所有的人。但猜测的聚焦,情绪的弥漫,以及一切类似的迷墙,都是可能阻止自媒体蜕变为负责的新型媒体的因素。我们希望,在未来十年,自媒体能够由热变冷,沉淀如铁,淬火如钢。   【城市规划师:空缺】最有希望的城市规划师还没出生   南方周末记者 鞠靖   身为东南大学教授、南京交通规划研究所所长、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杨涛的预测异常悲观:“在中国,最有希望的城市规划师也许还没有出生。”“在我眼中,中国年轻一代有才气、有灵气的城市规划师有一些,但是有锐气、勇气的规划师实在不多,这并不是说这些人不优秀,而是由这个职业和它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杨涛说。   杨涛相信,未来十年,正是中国最需要城市规划的十年,但问题是,城市规划师们要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还需要一些前提条件。“城市的发展已经到了敏感而又关键的时期,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城市空间资源是政府现在最大的舞台,这也本应是规划师发挥功效的最大舞台。但是因为各种利益冲突,因为法制体系、政府定位和职能没有完全回归到公共利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我们面临大量利益协调,面临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面临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的处理。政府决策体制和机制必须回归科学、民主、理性、法治的轨道上。”杨涛说。   从这个角度上说,城市规划师们本身也是构建一个科学、理性、民主、法治的社会体系的主力,“他们未来身肩的重任、作用和舞台非常巨大。”   杨涛将城市规划师称为“社会工程师”,这个职业本身决定了个人角色很难凸显。“城市规划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尤其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规划师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他们只能是策划者、决策参谋。规划要成为现实,整个社会系统,特别是政府的推动力很关键。”   但到了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另一种“锐气”和“勇气”似乎弥足珍贵。杨涛说:“规划师更要站在客观、理性的思维和角度,做领导、媒体、社会的工作,发挥专业人士的道德和良心,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敢于面对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压力。”   恰恰这一点,杨涛认为最难能可贵,却又很难要求一个规划师“持之以恒”。他曾认识一些很有才华的规划师,有一些走上仕途,成了官员,就无法秉持规划师的操守;另一些则游离在体制之外,无法影响决策,同样也无法真正发挥规划师的作用。   ★推荐理由   未来十年,正是中国最需要城市规划的十年。但一些很有才华的规划师,走上仕途成了官员,就无法秉持规划师的操守;另一些则游离在体制之外,无法影响决策,同样也无法真正发挥规划师的作用。   【国学:空缺】燠热国学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王�童   连李一都开国学研究院了。   世纪之初,我们曾判断国学将是未来十年的热门领域之一。在过去的这十年中,“百家讲坛”捧红了于丹,也掀起了“全民国学”热;高校纷纷开办国学院、国学班,小学生重读《三字经》;国学学者开始倍受关注,然而其中也不乏“伪国学大师”……国学仿佛迎来了它的春天,但也有学者担忧“国学热”背后浮躁的社会心态和虚幻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社会上的“国学热”轰轰烈烈进行的同时,大学里的国学研究却面临艰难的境地,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倡导西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续出现断裂,当下的研究等于是在西化的背景下讨论国学,就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孟宪实所说,“一切都很不如人意”。而在另一个现实层面,尽管一些高校纷纷开办了国学院系,但是中国尚未承认国学专业,国学还没有学位代码。作为国内高校中的第一家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近期的主要目标就是争取国学的“合法化”,获得国学学位代码,解决学位的问题。   孟宪实认为,当下中国的国学领域,“没有一个领军人物”,也预测不了未来能否出现这样的学者。尽管一些大学都在开办国学专业、培养国学人才,相比过去,国学的研究环境也得到了改善,但是百年以来,国学地位遭贬低,国学价值遭否定,而现在国学连最基本的“合法性”都没有,谈何出现领军人物呢?   十年里,国学确是“热”了,有争议,也有困惑,但当面向未来,学者仍然乐观。孟宪实说,中国未来十年一定会是传统文化大发展的时代。新中国建国六十年,前三十年发展的是政治和军事,后三十年发展的是经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却不能令人满意,未来的发展一定是要以文化为中心。中国的各个阶层也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没有文化的中国不是中国,没有国学的中国文化不是中国文化。   新世纪已过十年,世界仍没有变得如想象中美好,民族文化危机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面对的障碍,文化迷茫与道德失范是中国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困境,这些都是已经出现并将在未来继续困扰中国人的问题,回归以国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未尝不是一种解决之道。   ★推荐理由   中国未来十年一定会是传统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而现在国学连最基本的“合法性”都没有,谈何出现领军人物呢?   【乡村民主实践者:杨云标和袁天鹏】让农民学会“我反对”   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2008年,安徽青年杨云标已经在他的家乡――皖西地区的南塘村,做了10年农民合作社。从1990年代末的依法维权开始,他逐渐带动农民形成自己的文艺队、老人协会,社员们合作生产绿色蔬菜、建立资金互助,直到开办酒厂,收入逐渐增长。拥有四百多户会员的南塘兴农合作社,是中国新乡村建设运动中最早涌现出来的典范之一。   农民组织化的题中之义,是让社员成为现代公民,开会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生活”。杨云标经常开会开得郁闷。跑题、一言堂和野蛮争论的背后,是熟人社会的沟通惯性――要么权威强制,要么一团和气,要么边界含混、言不及义。   当他经人介绍认识袁天鹏时,并不觉得一部《罗伯特议事规则》能怎么样,虽然它是在美国广受承认的议事规则标准,对决策形成的各个环节,都做了种种具体的限定方法。   但两个年轻人的组合产生了聚变效应。   作为曾经的阿拉斯加大学学生议会议员,《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中文译者,袁天鹏在杨云标的“翻译”下,将582页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介绍给南塘村民,他们将其精简为“南塘十三条”。   以第十一条为例,“……如果主持人有表决权应该最后表决,防止抱粗腿”,就是以如此具体的形式,一点一点明确决策中的平等关系。   当农民们开始习惯应用“我提议”、“我附议”、“我反对”、“我支持”、“表决开始”这些语汇,他们也就离现代性的公共参与更近了一步。   杨云标看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前只有全票赞成,才可能在会议上通过某个决定。一旦有人反对并且坚持,其他人碍于面子不好反驳,会议便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现在,村民们更适应分歧了。其实分歧并没有减少,而是当它出现时,人们认为正常。   目前,袁杨二人正在联手推进项目的二期进程――用民主规则的方法,商定出一个符合合作社自身特点和需要的章程。   规则的潜移默化,是现代公民意识的点滴渗透。面对未来十年还将涌现的大量社会矛盾,短期而言,需要有效的协商机制;长远来看,需要更广泛的公民意识、公民教育,不断发育、增强的公共协商和参与能力。   后者,将直接影响社会沟通机制和对话成效,更是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根本。只有当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体进入现代性轨道,一个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才能稳步前行。   在此意义上,杨云标和袁天鹏的组合,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   ★推荐理由   当农民们开始习惯应用“我提议”、“我附议”、“我反对”、“我支持”、“表决开始”这些语汇,他们也就离现代性的公共参与更近了一步。   【哲学家:空缺】焊接断裂的传统与剧变的社会   南方周末记者 朝格图   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得到过一种标准答案:物质。人们在日常行为中不断践履着这个哲学信条,只是物质的概念与以往不同――它们变得不再抽象,它是房子、车,以及品牌。   生命是什么?存在是什么?原本应该出现在一片寂静中的寻常问题,在2010年的北京,已经被现代生活的喧嚣简化为房价和车牌。如果想在这个冬天添加点什么,那么好吧,还有大白菜的价格。   当然,人们对文化并非全然冷漠。颠覆世界和颠覆自我的建国后三十年,名义上的“哲学”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搅拌机,而今轰鸣远去。通过拜服在道长李一或者瑜伽教练的脚下,一些人才会觉得有所皈依。   2000年以降,于丹和易中天们对传统经典的解读,在学术界看来颇多微词,但就他们在屏幕前受欢迎的程度而言,普通民众对传统的乡愁仍有残留仍有需求,虽然许多人对“传统”已倍感陌生。   呈现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镜像中,偶像的黄昏不断来临。对儒家的疯狂颠覆,在五四运动和四九年后的批林批孔中反复掀起。孔家店被毁的同时,人们心中最重要的部分已经断裂。每个人心里都残留着一个废墟,跟这个时代的一样大。   由此不难理解80年代的种种寻根热潮和90年代的国学乡愁,为什么都会发生在社会急剧变化时期。那是无处安放的时代精神的种种面孔。当时进入人们新知领域里的新风潮,比如存在主义、现代诗和美学,其影响也绝不仅仅存在于狭义的知识界。   后革命时代,人的个性确实获得了些许解放。但如何解放,乡关何处,难以乐观。自我仍然是混沌的。在人文世界里,对扑面而来的多元信息,社会和教育都没有给出细致甄别的能力。   近代中国和中国人在都在不断地寻找自我,同时也想找到更多的东西,比如探究传统文化中能否开出现代的自由民主的药方。在寻根的道路上,哲学层面和文化层面上,几乎在每一个十年都发出过庄重的呼告。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十年间,类似文化事件不会少见。它们或许难以像既往那样形成风潮,但不一定不醒目。它们或许能像严谨优良的哲学著作一样,在某一瞬间让周遭事物突然向自我发问: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谁?   ★推荐理由   在我们持续加速度前进的同时,在传统与未来之间,断裂的废墟跟这个时代一样大。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将越来越多的发出这样的追问,但还没有人给出足够焊接往来的答案。   【慈善业: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独立之忧和人才之渴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赵一海   慈善业对未来10年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受制于体制性障碍,民间慈善的规模依旧羸弱。截至目前,无论公募还是非公募,各种基金会的总量仍然不足2000个,其中年收入超过1亿者更是罕有。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统计,2009年所有基金会资本规模,包括政府拨款、会员费用和捐赠总共1800多亿,还远远不如美国盖茨基金会一家的资本规模。其中的大部分份额又为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官办色彩浓重的基金会占据。   与这些官办色彩浓重的公募基金会不同,因为不具备向公众募捐的权利,众多的非公募基金会只能依靠富人们的个人财富作为支撑。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生权得到保证,但是发展权,却因为“关起门来做慈善”的制度掣肘而无法实现。   所以我们愿意关注“壹基金”,尤其是它的民间色彩。直到现在,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名下的他们,还是借助其名义与账号向社会公众募捐。   人才之渴,显然是飞速成长的中国慈善业的另一焦虑。据相关机构的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公益组织有人员扩张的计划。“现代慈善业是一项系统化工程,从宣传、策划、筹款、投资、援助到监管,就像一条完整的生产线”。   现任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曾公开表示,人才问题是中国慈善业的关键问题。人才比资金更加缺乏,人才比资金更为重要。   所以,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历史意义恰在于此:一家培养慈善业专业人才的研究院,应该出场来履行它的历史义务了。   研究院已经先行成立后,由从体制内退出的官员王振耀担任院长。“要让做慈善的专业模式,像麦当劳一样进行大量复制”。   同样受困于政策掣肘的富豪曹德旺,也与南京大学签订协议,捐赠2000万元共建“河仁社会慈善学院”――目的就在于培养专业的慈善研究者和决策者。   在李连杰与王石的私下交流中,亦对专业学院的数量作出构想:“20年之内,10家这样的公益学院才能满足中国慈善的需要”。   ★推荐理由   中国第一所公益研究院,积极参与我国社会发展决策的研究制定,为解决中国公益工作开展和公益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供对策服务。   【司法者:死刑复核法官群体】生死判官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一群二十七八岁的中国年轻人,职业生涯的开始,就是决定他人之生死。四年来,他们一直做的,本应是上帝所做之事。   他们常常一手扒着盒饭,一手拿着尸体照片,一开始也受不了,时间久了竟成习惯。   深夜,中国北京市崇文区北花市大街9号,那幢方形厚重建筑里的某个房间如果灯火通明,那可能是他们中的一位正在阅读案卷。空旷的办公楼里,灯影之下,对照口供和各种物证,头脑中一遍遍回放杀人细节,这是个惊悚的画面。这也是个难得清静的时刻,明天一早,窗外可能群论汹汹。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们或者正在往某个看守所的路上,面见被告人讲述冤屈;或者正在抚慰被害人家属悲伤和愤懑交织的内心,对为什么不判被告人死刑,苦苦请求他们的理解。   很少有人能在这样的年龄体验如此关乎正义和良心的工作。他们步入法学院时,正值人权观念、正当程序的讨论在中国展开。他们继续研究生深造时,司法职业化改革开始起步。毕业时,他们可以自主地选择律师、检察官、公司法务等各种法律职业。他们最终选择了法官,成为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法院后,第一批复核死刑的法官。录取后的第一年,他们被分配到这个国家的东西南北各个省市,见识了刑案在中国的运作,在某个刑场上的某个瞬间,成为他们对废除死刑最直观的启蒙。   外界很难精确描述他们的贡献。因为死刑数字未曾公开,死刑复核权收回前后,死刑数增减无从比较。不过,下级法院已经感受到了压力,下级法官对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更加谨慎。死刑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们对死刑关的严控,将对证人出庭、司法鉴定、刑讯逼供等司法顽疾发生作用。   废除死刑征途漫漫。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国人生命权和自由权的成色,需要他们坚守。   ★推荐理由   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国人生命权和自由权的成色,需要他们坚守。   【健康农业实践者:安金磊和小毛驴农场】传统的耕作方式被他“捡”了回来   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2000年,农民安金磊在河北衡水的东紫龙村包下了40亩薄田。在村人的侧目中,他坚持收粪沤肥、轮作休耕、间作套种、覆草施肥。不但自己育种,每年让土地交替休息三个月,有些田里甚至有意不锄草,容纳一定的竞争,让草的强大根系捍卫苗的生存。最初的动机,是对稼禾土壤的本能爱惜。   传统的耕作方式被他“捡”了回来,他损失产量,拒绝化肥和化学杀虫剂,成了不被周围乡亲理解的人。他甚至惋惜鸟类的减少,种下四亩谷子,供养了上万只麻雀。   但他的棉花在一场大旱后生机盎然,远近闻名。不但产量不损,更在照此耕作6年后,卖出了数倍于市场价格的高价。   在灾害不绝于耳的今天,化石农业大量消耗能源、污染水体、毒化土壤,农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日渐恶化,天灾面前,生态农业的保障功能开始显现。安金磊以一人之力,在21世纪初便开始尝试重拾农业的生态属性。   更多的人,是随着食品安全公共事件的连续出现,随着农业环境危机的加深,开始瞩目舶来的有机农业概念和本土的自然耕法。当人们发现安金磊时,他的土壤早已经过了国际有机农业通行标准中3-5年的恢复期,积累下了本土有机农业的宝贵经验。   由此,他不但成了国内几乎所有倡导有机农业机构及项目的顾问,还受邀出访泰国,在云南、四川登上了“农民生计与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讲台。2006年入围“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评选。   2008年4月,占地230亩的小毛驴市民农场,在北京西郊凤凰岭山脚下创建。女博士石嫣,和一批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研究者和志愿者们,做出了社区支持农业(CSA)的公益性范例。   简而言之,就是城市消费者向农村生产者的联合直接采购。   他们接待市民参与体验耕作,为会员定期配送健康的蔬菜。他们不但希望实践食品供给的新方式,也希望给城里人提供农民的友谊、基于了解的互信,还有田间地头的回忆。   他们,是安金磊的城市朋友。   三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开始走进田野,寻找耕作体验和健康饮食的亲身实践。今天,以网络为媒,结成联合采购、委托生产的食品供需关系,日渐成为风尚。   ★推荐理由   在灾害不绝于耳的今天,化石农业大量消耗能源、污染水体、毒化土壤,农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日渐恶化,安金磊以一人之力,在21世纪初便开始尝试重拾农业的生态属性。   【电子商务企业家:马云、李国庆、刘强东、陈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吴达   1999年3月,杭州教师马云辞去公职,许下“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宏愿,以50万人民币创立B2B商务网站阿里巴巴。那时的他不会想到,十一年后自己将会成为中国商界神一样的人物。   也是在千年之交,李国庆与妻子共同创办网上书店当当网,历经十余年艰辛,今年12月终于在美国纽约交易所敲响了挂牌上市的钟声。李国庆宣称上市后当当网资金充足,“将随时应对一切价格战”。这句话,他是说给京东商城CEO刘强东听的,这家与当当网同为B2C模式的网购平台一直专注于数码产品在线销售,今年销售额过百亿,正对在线图书销售市场虎视眈眈。   在刘强东创办京东商城的2004年,当当网的老对手卓越网“下嫁”美国亚马逊,其执行副总裁陈年离职后于2007年创建网络服装直销品牌VANCL(凡客诚品)。短短3年间,VANCL的销售额已升至40亿元,跻身中国B2C领域收入规模前四位。   上面一个个商业奇迹都发生在电子商务领域。过去十年间,电子商务通过互联网变革中国制造,成为商界一道标志性的景观。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10年6月,网络购物、网上支付、网上银行三个电子商务应用领域的用户规模分别达到1.42亿、1.28亿、1.22亿。工信部官员表示,“十一五”期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从1.5万亿元增加到约4.5万亿元,预计2010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将超过4万亿元,网络购物金额将超过4000亿元。   电子商务公司利用其无限靠近市场端的优势,充分把握客户的需求,反向获取和匹配上游产业链资源,降低中间成本和渠道费用,从而帮助挣扎在制造链上的企业快速觅得市场出口,也将节省下的成本和费用返利给消费者――这在中国制造过剩、亟待扩大内需的时代背景下尤为可贵。   ★推荐理由   电子商务已经证明并将在未来十年继续证明,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生态规划师:俞孔坚】野草让城市更美好   南方周末记者 何海宁   如果俞孔坚的理念得以实施的话,中国城市规划将迎来一场彻底的革命。而越来越多的城市邀请函证明,他的设想不再是书本上的寓言,可能在未来10年,这个原本只是边缘的规划理论,会变成炙手可热的主流。   1997年,这名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回国创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时,在官方注册里还找不到“景观设计”这个行业名称。他的理念与城市主政者相左,他向以前采访的记者抱怨:“我好像一直在撕一张网。”   如今,已有195个城市在推广俞孔坚的规划理论,他的设计作品获得了10多次国际大奖。今年,他设计的上海世博后滩公园获得了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的杰出项目奖,评语简洁明了:“上海后滩公园:作为生命系统的景观”。   俞孔坚的规划是“反规划”,认为主政者思考的不应是建什么,而是不建什么,力图将城市还原为一个自我循环的生态系统,减少人为干涉。   他创办的土人景观设计事务所有本“土人宝典”:所有的植物不要大棚培养;步行道路不能有高出绿地的道牙,以便让雨水流回土地;地面尽量不铺装,必须铺装的时候选用渗水材料……   中国各大城市进行的化妆运动,这名47岁的生态设计者要为之卸妆。   积重难返的中国城市正需要一场生态革命,发达国家经历的“美化运动”正在中国上演:宽马路、大广场、硬化水道、破坏乡土自然景观,城市里只有景观工程、为汽车建造的柏油大道。道路拥堵、水涝灾害、生活空间压抑等城市病成为众矢之的。俞孔坚坚持的生态设计方案,也正是中国城市可供选择的第二条道路。“这将会是一场革命,建立一种新文化、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审美观。”俞孔坚说。   或许我们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城市生活:在两边野草的簇拥下,我们沿着慢道,骑着自行车横穿北京城,只花了1个小时,就从西边来到了东边。   ★推荐理由   俞孔坚的规划是“反规划”:主政者思考的不应是建什么,而是不建什么。如今,已有195个城市在实践他的理论。   【大学校长:空缺】不破旧体制,没有新校长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如果时光倒流一百年,我们的预测会容易许多。   时值天朝崩溃前夜,42岁的蔡元培正在德国留学,一位大教育家的潜质已经显现。此前,他弃官从教,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又在接近不惑之年时远赴德国,只因“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   其后的事实人尽皆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回国;民国元年,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年底,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高举“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旗,实行教授治校,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大学校长,被国人挂念至今。   告别帝制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教育却一直是心头之痛。许多人认为,未来十年内中国亟待出现一位蔡元培式的大学校长,否则“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是痴人说梦。“现在中国教育界处于一种混沌不清的状态,许多体制障碍都还没有打开缺口。”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如果没有打破体制的勇气,是成不了优秀大学校长的。”   朱清时所言的体制障碍表现在许多方面,从他创办南方科技大学的个中艰辛即可窥豹一斑。   被体制束缚的校长们施展空间有限,最多只能打打亲民牌,在毕业典礼上讲点网络流行语。当下的中国大学涌现了“根叔”(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凤哥”(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良哥”(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陈章良),却无法诞生蔡先生。   教育学者熊丙奇则指出,“行政化”是妨碍好校长出现的关键,因为“在行政化的体制下,校长的追求不在教育,而在当官”。   因此,未来十年中国能否出现优秀的大学校长,取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国家必须解放思想,深化各项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赋予大学独立自主办学权。”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说。   ★推荐理由   如果没有打破体制的勇气,是成不了优秀大学校长的。       【创新篇】   李金华:江湖渐远,硬汉依旧   南方周末记者 沈亮   回到2004年的审计风暴中再次审视,当年李金华和他的审计署最重要的并非炮轰部委的大胆举动,而是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开始实行。从两页纸的新闻通告稿,到每年厚厚的一本公告,李金华是背后的重要推动者。   几乎是靠一只眼睛工作――另一只眼睛因青光眼视力微弱――原审计长李金华忠实履行了国家财政“看门狗”的职责,并在2004年成为南方周末的年度人物。那一年,李几乎是众望所归,央视等媒体都把年度最高的殊荣授予了他。   2008年3月,卸任的李金华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华网在显要位置推出评论,题为:《国家重用李金华是正义的胜利》。   在中国,审计并不独立于政府而是政府的一部分,在这种世界上少有的特殊体制之下,李金华以其能动性令这种内部监督发挥到了一致赞叹的地步。“得罪了所有人,就谁也不得罪了”、“不断后路难当审计长”、“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位官员人性化的语言,至今言犹在耳。   2003年,李金华获得连任时所作的审计报告,第一次被媒体冠以“审计风暴”,那些在公众看来高高在上的中央国字头部门,一一被点名批评;2004年,李金华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份更有分量的审计清单,报告中的18项内容,每一项都足够震撼。这使公众开始相信:审计风暴不是偶发事件,已成为有规律可循的季风。   风暴让李金华等审计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光,并赢得人民的巨大支持。但回到2004年的风暴眼中再次审视,当年最重要的并非炮轰部委的大胆举动,而是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开始实行,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重大项目的审计结果向社会发布公告。如今,这一目标已然实现。   2008年,李金华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我离开之后,审计风暴还会继续下去。”他说,现在,审计已经形成了一种资金用途的制度,一种监督政府的行为。   李金华的制度遗产   李金华能在2003年和2004年掀起“风暴”并非偶然。坚持如实、全面报告,是他从上任之始就秉承的理念。一开始,是面向人大;后来,审计报告对公众也不再是秘密。   在名满天下的前4年,李金华就已经在政府系统内部一鸣惊人。1999年6月26日,当他作完上一年的报告后,掌声四起。报告中称,在被审计的国务院53个部门和直属单位中,发现43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资金31.24亿元。该报告被称为“多年来最好的一个审计报告”。《中国审计》也发表诗作:《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1998年,李金华升任审计署审计长,至2007年,他担任两届共10年的审计长,历经朱�基和温家宝两任同样有个性的总理。   李金华曾回忆,是否需要向人大常委会如实地、全面地作报告,当时在审计署的党组内部都有不同看法。反对意见认为报告可能影响太大了,得罪人太多。而他则坚持如实报告,据理力争。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跨越。”李金华接受《湖北审计》专访时说,获得的影响力也是他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只是他的这些努力,当时尚未被公众所知。   从上任伊始,李金华就开始同步推动审计报告对外公开。在李金华任审计署审计长之前,每年的审计报告也是向公众公开的。不过,那只是很简单的新闻稿,只有两页纸。而李金华上任后的第二年,就建议说要缩小新闻稿和审计报告之间的差别。   从2003年始,每年度国家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的审计报告都按照审计法被要求全面公开。   在李金华当选本报年度人物的2004年,审计署接连7次发布审计结果公告。他那时的目标是:当他卸任之时,除少数真正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其他不宜对外披露的内容外,所有的审计结果,一旦做出都要向社会公告。   从两页纸的新闻稿,到公告制度被巩固下来,李金华是背后的重要推动者。也正是因为这些审计报告直陈时弊,公众才能较为详细地了解到长江堤防再现“豆腐渣工程”、重大灾害的救灾资金被挪用截留等等。   如今,两页的新闻稿早已成为过去,每年的公告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这是李金华任期内所沉淀下的制度遗产之一。   硬汉从来敢言   今年3月,李金华做客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一位网友问道:“敢说敢做是您的风格,但是您到政协以后感觉低调了不少。”   李金华回答说政协不再像审计工作那样直接去检查,而低调是因为工作性质的改变。“我更多地是做一些调查研究,然后通过调查研究,向中央、国务院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实际上,李金华受关注并不止于2004年,亦不止于2007年他卸任审计长职务。他的曝光率显然少了,在被认为比人大更活跃的政协会场里,每每发言,仍是焦点中的焦点。这位前审计长至今保留了一些公众曾经熟悉的气息,而且敢于触动当下最热且敏感的重大话题。   2008年3月,在当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李金华就点评了被喻为“小国务院”的发改委。“把改革放在发改委不合适。本来发改委就是机构改革的龙头,最需要改革的就是它,它去牵头搞机构改革,这个怎么可能呢?”   他还痛批:“现在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多得很,儿子、孙子、重孙子,甚至重重孙子……三五个人,挂个牌子,就收费。”   在到政协的两年间,李金华已经向中央和国务院写过八份专题报告和建议,包括对农民工、农民的融资等问题,“农民和小企业,是现在贷款最困难的两个弱势群体”。   他为农民和小企业的境遇感到不平,农民一般都能如期还款,“比国有企业的信誉要高得多”,但银行却不给他们贷款。   而对国企,他则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李金华认为,现在国有企业的垄断性越来越强,特别是对资源和资金的垄断。小企业贷不到钱,但国有企业却欠了很多。“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地王’都是国企?因为他们垄断了大量的资源和资金。”他说,这掩盖了国企内部的矛盾和问题。   “现在国企出去搞慈善基金会,我觉得很奇怪,这些用的是谁的钱?”他说。   在和网友交流时,李金华坦言:现在反映官员财产的总信息是不完整的。官员的“灰色收入”账面反映不出来,若申报制度的设计不具操作性,即便官员申报财产也不会暴露。   不仅仅是审计改革   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李金华,发言范围已不局限于审计或是与之相关的财政议题,特别是,他对中国的整体改革议题尤为关注。   李金华对更宏观、深层的改革问题有过思考。“中央恐怕要考虑组织一些人深入研究体制改革到底怎么走,不光是政府要改……还包括党的机构、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团体的改革。”他在2008年的全国两会时说。   今年李金华再次提出:“2010年,很多方面的改革措施还要加强,坦率地讲,如果改革不继续深化,只是靠增加财政收入,给点钱,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实际上,在审计署时,李金华就为改革鼓与呼并付诸行动。   2006年6月3日,李金华在中国科学院发表演讲,语出惊人:“中央转移支付有一半以上没有纳入地方的财政预算,完全脱离了人大的监督,有的还脱离了政府的监督。”   “改革有些问题要喊3年至5年,可能才有回应。比如部门细化预算,审计机关提了5年,最后得到了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采纳。虽然明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很难做到,但是我们也准备喊5年,甚至喊8年,要一直喊到大家都重视,有关部门共同解决它,目的就达到了。”李金华说。   李金华一直关注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呼吁尽快修改预算法。从每年审计查出的问题看,因部门利益而违法违规的情况越来越少,大量的不规范的主要原因是制度不完善。   事实上,从李金华进入公众视野至今,在他的言语中,总有几个高频词:“阳光”、“老百姓”、“公开”、“监督”等。一言以蔽之,他相信权力来源于纳税人,是他们在委托政府花钱,因此政府也必须向前者有所交代。   无争议,不仇和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个性官员主导的改革很强势,也很脆弱。仇和的“步步高升”,被认为是个性官员开始得到宽容和支持。但来自外界的担心一直存在,经济学家姚洋送给仇和两本书,他希望提醒仇和,要避免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低调再低调,“最具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依然躲不开“争议”。   3年来,昆明城处处留下市委书记仇式“铁腕”的施政痕迹。除了让官员压力倍增心惊胆颤之外,“仇旋风”甚至波及了老百姓家阳台的防盗笼。在宿迁,时任沭阳县委书记的仇和就曾把街边打麻将的人追得四处逃窜,违章过马路的妇女被吓进了厕所。   实际上,仇和的“昆明新政”与他在宿迁推行的激进改革有诸多相似之处,责令官员招商引资,推行问责制,甚至包括种树。他在昆明公开了官员们的电话,其实在宿迁他早这么做了,但依然让人觉得新鲜。   仇和的个性施政其实始于上世纪末。2004年2月南方周末的报道,使时任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与“仇和现象”成为社会焦点。现在,他所受到的关注度仍不亚于当年。与仇和类似的个性官员们并非孤例,但很少人能像仇和这样,一次次受到非议又一次次得到拔擢。   作为一贯的作风,仇和讲求效率,希望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好的结果。现在,他创造的“昆明速度”最能“眼见为实”:三年并作一年,搁浅多年的二环路硬是连了起来;落户手续办理从28日压缩至两天。官员们要连走带跑,害怕跟不上仇的脚步;带着狠劲的仇式语录,在官员中广为流传。   实际上,仇和更像是一个老师,一个教官。回顾过往,仇和的施政起点,都是由“治官”开始。在宿迁,他扳倒了前沭阳县委书记等贪官,撤换了不作为的干部;在昆明,已有1200多名官员因“影响软环境”被问责。   他的“以官治官”逻辑得到许多民众的欢迎,却遭到舆论和学界的批评。一位开会打瞌睡的官员遭免职,被归结为仇式“人治”之举,事后证实仇和并未作出罢免指示;某县就出台1号文件推广“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而被批“唯上级论”,其实仇和只是在饭桌上提了一句倡议。   官方澄清了上述“误解”:它们与仇和无关。但下属“跟偏”,其实问题不在“偏”,而在于“跟”。   激烈批评者北京大学教授姚洋意外地被请到昆明实地考察,惊诧于“上上下下对仇和的支持”,也感慨“一把手的权力真的很大”。   一把手的施政空间之大,也是仇式改革成功的关键,却也是批评者乃至一些同情理解者最大的担心。2004年,被认为性格温和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发表评论《中国需要怎样的改革家》说,“我们不忍心批评这个人”,但“仇和的无限权力让人感到恐惧”。   蔡定剑的答案是,中国需要有现代素质的改革家。他认为仇和使用“治民之术”而非“民治”,想成为人民救星,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很有些视公民为子民的味道”。   但你如果理解仇和的性格,就不会对此大感意外:10年前已被痛批的“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口号,2008年在昆明再次被公开宣扬。恐怕也只有仇和,不轻易向舆论乃至民意妥协或迎合。   仇和习惯于不被理解,“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他对自己的“超前想法”和特殊阶段发展观充满自信。仇和被公认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型官员”,他保持每天必看40页书的习惯,熟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世界通史》。   “中国要用五十多年,走完西方三百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2004年,仇和这样回答南方周末记者。在仇和的思想中,许多逻辑看起来充满矛盾。“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当成是非的两极,承认宿迁的现状的话,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   仇和的许多“激进改革”,实用主义色彩鲜明。他现在的搭档、昆明市长张祖林说,“有人认为仇和是理想派,我觉得他是一个实干主义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仇和承认自己强硬,但否认自己不民主反法治。仇和成功施行了干部“任前公示”、“公推公选”、“勤廉公示”等具有政治改革性质的实验,并获得成功,有的还成为执政党的制度。政改体现了仇和的胆识。曾两度赴美学习的仇和认为,中国不能搞党际竞争,但完全可以搞党内竞争。   今年9月,一家企业歪曲仇和的批示,诈骗3亿元购房诚意金,一度令仇和面临前所未有的名誉危机,不过事件最终被澄清。实际上,仇和一直有着中国式“清官”的道德形象。在昆明的就职演说中,他曾发表了“无亲无故”、“无私无畏”等“八无”感言,他的七个兄弟姐妹至今都在老家种地。   个性官员主导的改革很强势,也很脆弱。仇和的“步步高升”,被认为个性开始得到宽容和支持。离开宿迁之后的仇和,在媒体眼中,少了“仇和”而多了“求和”色彩。支持仇和的舆论认为,批评者应该减少争议,多善意的建议。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俞敬尧在为2009年出版的《政道:仇和十年》一书作序时指出,有争议是好事,如果通过反思与总结,使这一个案更具典型意义,实乃民主政治建设之幸事。   姚洋教授获得与仇和对话的机会,他了解到,昆明并未全民招商,滇池也正积极治污,仇和“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他的批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比如,他认为“强力招商是把政府重新带入市场的微观运行”,并对昆明想一步跨入电子产业时代持保留态度。   姚洋送给仇和两本书,一本是《国家的视角》,副标题是“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另一本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他希望提醒仇和,要避免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打虎网民:打的不止老虎   南方周末记者 刘俊   对于公共事件的调查,专业媒体的客观还原和相关调查机构的介入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而随着网络舆论的蓬勃壮大,调查的第一棒越来越多地从网民手里传来,打虎网民无疑正是网络时代舆论监督模式的发起者。   2010年的岁末,一个名叫钱云会的村委主任之死,再次挑动中国网民敏感的神经。   愤怒的源头是新浪微博上的一张惨不忍睹的照片:工程车硕大的车轮下,钱的脖子被碾断。   钱云会所在的浙江乐清官方很快将其定性为一桩由无证司机引起的“交通事故”。这个结论让网民怀疑,大家纷纷化身福尔摩斯在微博罗列案件疑点,并以10的N次方的速度向外转发,之后,传统媒体记者陆续挺进事发地,乐清县所属的温州政府旋即表态,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短短一天之内,一个村委主任的意外死亡,就这样演变成一场轰动全国的公共事件。这一媒体事件的ISO流程,似曾相识。无论是周久耕、韩峰日记等网络反腐典型,还是宜黄自焚、邓玉娇案、“我爸是李刚”等社会事件,概莫能外。   数以亿计的中国网民,正成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监督力量,矛头直指事件背后被滥用的公权力,而在微博在中国诞生之前,网络监督的登峰造极者,非打虎网民莫属。   微博的力量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打虎一号人物“小鱼啵啵啵”的踪影,他曾经并肩打虎的战友们说他打怕了,早已退隐山林,但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忘记这位山东网友的致命一帖。   2007年11月16日清晨,“小鱼啵啵啵”在色影无忌华南虎论坛发了一组华南虎年画,揭穿了陕西农民周正龙拍到野生华南虎的谎言,这为历时一个多月、千万网民参与、线上线下联动的打虎战划下句点。   这个将网络空间的讨论热度几乎延烧到沸点的华南虎事件,是中国网络监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华南虎事件大大提振了普通网民的自信。”最早追踪打虎报道的《南方都市报》记者谭人玮回忆,“大家忽然发现,网络的力量原来可以这么大,而原来网民也不是只有那种瞎起哄的人,其中很多人都很有理性,很有专业素养。”   经此一役,碰到类似鉴定,网民们如探囊取物。和陕西林业厅一样,南京房产局长周久耕的一世英名也毁在一张照片上。2008年的年末,据传是周久耕的同事上传了那张广为外界熟知的照片:油头粉面的周手里夹着支烟,手上戴着块表。火眼金睛的网民很快发现,他抽的是1500元一条的九五至尊,戴的是10万的江诗丹顿。   这些年,因为网民人肉而倒下的官员远不止周久耕一个,网民的权力欲望也由此不断膨胀。他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皇帝新装里的小男孩,更希望凭借自己的参与干预事件进展,甚至司法走向。   邓玉娇案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原本被警方抓走的邓玉娇,最终被无罪释放,与网民的压力不无关系。   民意背后的愤怒情绪,在2010年的微博诞生后,被迅速放大。微博时代,一个人就是一个通讯社,谎言、暴力、丑闻被更迅速地大白于天下。唐骏的假学历,周立波的海派粗口,万载县委书记那句“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强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都已经成为浮云。   比起Web2.0时代,一些普通的社会问题在微博的推波助澜下也会更加迅速地被上升到公共事件。如果没有微博直播,很难想象宜黄拆迁中的钟家姐妹最后会被如何处置;如果没有通过微博发声,很难想象被浙江警方通缉的经观记者最后会面临怎样的下场。   微博元年正成为公民新闻时代的里程碑。“在美国,微博是人际交往的工具,但在中国,微博是人们伸张正义的舞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张志安说。   这意味着个人和消息都不再孤立。“这种自相连接、自我净化和自由讨论会在极大程度上促进公民意识的成熟,并且也会对社会和政治形成有效的监督。”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杜骏飞认为,“如果以后各大微博系统打通之后,形成一个统一的论场,未来社会的权利更大,社会跟国家的二元博弈当中,社会将会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要民意,不要民粹   虚拟的网络在伸张正义的同时,也留下一个致命弱点:真实性和公信度都要大打折扣。微博兴起后,这个弱点和它的正面作用一起被无限放大。   “我爸是李刚”,已是2010年中国最流行的黑色幽默,但李刚之子在什么样的场合说过这句话,是冲着门卫悄悄说的,还是大庭广众之下叫嚣的,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考证过,似乎也没有人愿意考证。在戾气很重的中国社会,如果哪家媒体抛出一篇与“仇官仇富”的社会心态不符的调查,最终将可能被网民的口水淹没。   邓玉娇案中,一家媒体只是不带任何立场地还原了邓玉娇和她杀死的官员身前的故事,就被网民痛骂为“官方请来的狠毒的枪手”,“无良的屠夫”。因为在许多网民们眼中,邓是“烈女”、“侠女”。一位网民甚至直接挖苦道:“这篇小说描述的是一位因幼年丧父,新近失恋接近性格分裂的女人,如何去因为一点小事而杀死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悲惨故事。”   前不久被网民痛斥“脱险后不谈哀悼殉职民警、先讨论如何搞好媒体公关”的复旦18名学子其实也第一次品尝到网言可畏的滋味。他们之所以背负这样的骂名,源于这样一个帖子:“现在媒体都在宣扬复旦学生的推卸责任,是一件很糟糕的事……看出复旦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力有所下降,建议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应该多去几家报纸,而不是集中在一两家报社,阵地要多占领,会有很好的效果。”   博客作者李承鹏根据这些网络言论,就此写下《复旦之下,岂有完卵》,痛陈新一代年轻人道德沦丧和教育失败:“复旦十八个学生冷漠的脸,让人觉得很王八蛋。”但后经本报记者多方求证,这个帖子并非18人所发,而是复旦一位校友发的。   上海民众自发献花的举动,经过微博的传播,许多网友看了之后相当感动,也很振奋,将其视为“一场自我觉醒的公民运动”,“一次无声的抗议”。但只要你亲临现场之后,才发现这不过是外地网友一厢情愿的意淫。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不过是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罢了。   “许多监督都是在不明真相、无法接近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时离舆论的暴力只有一步之遥。”张志安说,网络本来就不是一个真实社会,它只是公共参与的最初级形式,“参与的网民还是以低收入阶层为主,不是社会最主流的中间阶层”。   但张志安也认为,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很多焦点公共事件背后,网民的喧嚣也好,某种暴力也好,他们反映的社会民意是真实的。“好比老百姓拿出一个弹弓打树上的鸟,好像打错了对象,但老百姓对着树打是没错的。官员可能会被不必要的人肉搜索,政府也会背负过大的舆论压力,但这样的委屈应该承受。”   杜骏飞则认为,不能把网络失真的责任完全加到网民头上。“网民只是爆料,但是对一个事件的客观还原,需要专业新闻记者去做。第三棒是公正的调查委员会展开对事件的调查。”   网络民意并非终结力   周久耕、韩峰们的接连落马,引得官场人人自危,《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47%受访官员认为县处级干部最怕网络监督。而不断涌现的突发公共事件,也迫使官员们不得不正视网络民意,处理不好,乌纱难保。   地方政府纷纷开设网络监督系统,微博兴起之后,各地警方也在微博开设“平安××”账号,回应外界质疑。例如钱云会成为公共事件后,乐清警方就在新浪微博开设了“平安乐清”,更新案件调查进展。而上个月,厦门警方还通过微博破获了一起命案。   张志安经常到各地给地方官员授课,在他看来,许多公共事件顺利落幕并不能说明政府更加谦卑了,一些地方政府依然是“被动应付,主动控制”。“许多公共性事件,无法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解决,而回到维稳的框架当中解决。网络舆论的压力,使得地方官员常常不得不弃卒保车,把事情的解决作为一个政治仪式,来告慰民众,而对事件的解决是否合理、科学,有所忽视。”   在张看来,各地新闻发布制度就属于主动控制。“从表面上来讲,它是公开的渠道,但其实它就是把信息的发布形式集中化、固定化、常规化,一切由政府主导。”张志安说,“我经常告诉地方官员,嘴巴说得再好听都没有用,最关键是你屁股是否干净。如果你的屁股不干净,说得再好都是假的。”“从历次网络案例的发展过程来看,网络民意一般都具推动力,是驱动整个事件向公共议程发展的良好的发动机,但它不是终结力。转向公共议程乃至政策议程中,就需要管理者有一个审慎科学的头脑,能够为各方意见配取权重。”   身体维权者:最疼痛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如果伤害他们的外力不予限制,则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面临工伤、构陷以及侵犯私产的威胁。   最近的一位身体维权者,应该是电影《让子弹飞》里的麻匪六爷。为了证明自己只吃了一碗凉粉只该付一碗凉粉钱,六爷剖腹掏出一碗“粉块”给围观者看。这是1920年代的孙中界,他在精心设计的陷阱前无力自证清白,于是选择了刀子。刀刃对准自己。   多个影评人提到这个镜头的血腥:麻匪的鲜血喷注到几位看客的脸上。但这是现实世界里身体维权者们自戕的“行为艺术”的全部隐喻:他们在向法定途径寻找“说法”、“活法”撞壁后,被迫扮演自己的法官和仲裁者,判处他们所遭受的强力,沾上他们的血。   这就是弱者的逻辑以及他们最无助时的做法。   比如18岁的河南籍上海司机孙中界,他砍断小拇指只是告诉“钓鱼”执法者自己十指连心的疼痛与无辜。   2009年10月14日晚上7点,浦东新区闸航路、召泰路路口附近,受雇于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职业“倒钩”陈雄杰,拦下了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的司机孙中界驾驶的一辆金杯面包车。然而,这不到5分钟的善意之举,却被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认定为“非法营运”。几十个小时后,国字脸的孙中界,砍下左手小指自证清白。   比如河南新密市工人张海超,他剖开自己只是为了证明郑州职防所此前是在“持之以恒”的“误诊”。2004年6月,张海超到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工,3年多后,他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郑州职业病防治所为其作出了“肺结核”的诊断。   尽管通过胸片便能诊断,但在走进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手术室之前,他为了证明自己掖着一颗装满灰尘的肺,已经折腾了3年。“麻烦您转告主刀大夫,把我开了胸之后,要注意我那肺上到底是啥。”2009年6月的一天下午,上手术台前,张海超异常平静地对麻醉师说。5个多小时后,在重症监护室里,一名参与手术的大夫告诉身上缠着绷带的他:“我们已经看了,你那就是尘肺。”   这便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被我们所关注的原因。他们像我们邻居的兄弟一样倔强而善良,像我们自己的姐妹一样爱美爱生活。如果伤害他们的外力不予限制,则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面临构陷、工伤以及侵犯私产的威胁。他们三人替所有普通人承受了疼痛以及死亡。   他们背后是一个弱者维权的群体。2009年,不是身体维权行动的起点――此前,曾有多起农民工自残讨薪事件,按理均属此列;也不是身体维权的终点――张海超、孙中界们的成功,反而给了社会某种示范效益。   自2009年11月开始,张海超接到祖国大江南北的农民工的多个电话,央求张海超跟当时开胸的医生说说,也给他做一个开胸验肺。“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成功人士,他们希望我能给出一些维权的妙招。”张海超说。   即使是张海超也明白,确诊他患有“尘肺”的不是医生的医术,也不是医院的设备,而是开胸验肺这一“行为艺术”造成的巨大社会压力。   这恰是身体维权最残酷的地方: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能成为公共事件。张海超这种个体的极端维权方式,获得成功的,反而个案。   本报曾报道过,就在张海超“开胸验肺”的同时,重庆万州大梧村11个尘肺工人,已有5个在漫长的维权路上陆续掉队死去了。在过去的5年里,他们打着难有尽头的官司――其实就是想多要一些钱,以便让自己活得久一些。   这恰是身体维权者最为悲壮的地方。他们所运用的,是弱者最古老和最极端的黑色智慧: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他们以自己的死为筹码,用最被动、最没有尊严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无助。“唐福珍自焚是一个法盲的悲剧。唐福珍对我们的工作不了解,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而我们既然是执法,肯定有强制性。”唐福珍自焚事件中曾被停职官员钟昌林如是说。人们注意到,在自戕维权的多米诺骨牌推倒之后,舆论有各种分析解释。但作为官员,钟昌林的这番话,无疑从侧面呈现这一系列自残行为背后最根本的共同原因。“我可能就能再活六年吧。”但对于张海超而言,他目前面临的,不是陈晓平书记所谓的“吃什么”的问题,而是活多久。往前六年,23岁的农家子弟张海超开始进城谋生;往后六年,一个尘肺患者点算着余生。这便是一个身体维权者维权成功后的命运。   在获得六十多万赔偿后,张海超可以维持正常的医疗费用。他现在主持着一个“张海超网上工作室”,对外发布自己的最新动态,同时可以对需要维权帮助的朋友给予帮助和指导。“张海超网上工作室”实际上是一个团队,它依托中国劳动争议网运营指导,拥有强大的工作室律师团队进行专业支持。   今年6月底,四川煤工肖化中职业病赔偿一审开庭。张海超赶赴四川,旁听了庭审,他说,此行就是为了给肖化中一点鼓舞。   而孙中界,终于用自己的手指终止了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的一项恶法:钓鱼执法。这曾经是连一条人命都无法停止的。2008年3月7日,上海奉贤区头桥镇,受雇于当地执法机构的“钩子”陈素军,在诱捕21岁的司机雷庆文时,被后者用水果刀刺死   只是孙中界的手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伸直,看上去像个鱼钩。孙中界去年便酝酿注册一个“孙中界”商标,要专营各种渔具,包括鱼钩、鱼竿、鱼线、渔网。现在已拿到商标的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可以使用了。   断指者孙中界、以及刨胸者张海超、自焚者唐福珍,是这10年中我们所有过的疼痛中最疼痛的一部分。       【梦想篇】   “陈冯富珍们”背后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 实习生 王�童   自陈冯富珍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关键国际组织中担任关键职位。一方面,国际组织领导人会将自身国家的文化、观念引入决策制度和具体项目;另一方面,在自身国家的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他一定会尽量予以保障。   香港人亲切地称陈冯富珍为“陈太”,她是第一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中国人,也是自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地位以来,第一位领导这一级别国际组织的中国人。   以她为标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步入国际组织领导层。新中国成立之初批判国际组织为“美苏争夺权力的工具”,将联合国当作“反霸”场所,或是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国际组织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声音都逐渐远去,中国转而开始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以及建立国际秩序中的规范作用。   陈冯富珍们的背后,是一个崛起中的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   “建立和谐卫生世界”   2006年11月13日,陈冯富珍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4天后,中央电视台一部纪录片开播,并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引起热议。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大国崛起》。   香港学者沈旭晖曾撰文称,“单就履历而论,她无论在中国或国际,都不是完美人选”,而陈冯富珍的“香港身份、非政治化的技术官僚包装”使得她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温家宝曾亲自致函各国政要举荐陈太,国务院则支持陈太前往34国游说。竞选前不久北京刚刚举办了中非论坛,事后证明,非洲和亚洲的票源对陈太的当选至关重要。   据报道,吴仪曾表示:“中国会尽一切力量让Margaret当选。”Margaret是陈冯富珍的英文名。吴仪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这个英文名,可谓颇有深意。   陈冯富珍当选后,以极高的政治智慧保持着与北京恰当的距离。在就职演说中,她强调“所有的地区、国家和人民都同等重要,这是一个全球的卫生组织,我们的工作必须关注到每个人、每个地区的生活”。   在记者招待会上,她也拒绝了香港记者使用广东话的要求,“我不能给你们特别优待”;即便是在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中,她同样强调,“我是国际公务员,我要坚守中立公平、公正的原则去办事,我现在是为全世界人们的健康做事,为世界卫生组织193个成员国服务,中国是193个国家之一。”   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际组织领导人与所在国的关系可谓非常微妙。“毫无疑问,一方面国际组织领导人会将自身国家的文化、观念引入决策制度和具体项目;另一方面,在自身国家的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他一定会尽量予以保障,比如在台湾问题上,怎样既能扩大它的参与空间,又不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出轨,陈冯富珍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张海滨说。   事实上,陈冯富珍在当选后的首次演讲中就提出了“和谐”是世卫组织宪章的核心。她说:“我们工作的重点也是建立一个和谐的卫生世界。构建和谐世界与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是人类追求的生活境界。”   是软实力,更是硬实力   香港女子陈冯富珍当选世卫总干事,开了华人主政国际组织的先河。就在第二天,2006年11月10日,国际电信联盟(ITU)选举中国籍的赵厚麟为副秘书长。   实际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其后三十余年的时间内并未参与过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任何高层职位竞选。当然,在非竞选的职位上,中国人长期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位。   直到2005年10月24日,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高票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才算打破了这种僵局。   很快,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四处出击,颇多斩获。陈冯富珍和赵厚麟之外,2006年6月,王彬颖晋升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助理总干事;2008年5月,张月姣宣誓就任WTO上诉机构大法官;2009年11月,何昌垂就任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副总干事……   其中最为耀眼的成就,当属2008年2月,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被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任命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以及今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朱民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特别顾问。   世界银行与IMF是并肩的世界国际金融组织双子星,目前有184个国家参与二者。世界银行行长长期由美国人担任,IMF总裁则一直由欧洲人把持。二者在国际贷款与投资,拯救金融危机和其他国际金融业务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众多评论认为,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越来越多的领导职务,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表现。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曲博博士则认为这很难说是软实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参与,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外部影响力的增加,这是一种硬实力”。   北京大学张海滨教授分析称,软实力是指在军事、经济等硬实力之外,一国在文化、体制和价值等方面的吸引力,“从这个角度,林毅夫被任命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有软实力的因素――世行需要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推广,但中国的经济硬实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陈冯富珍当选世卫总干事的200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可以预想,未来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尤其经济、金融方面的组织,将会有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   “制定规则”才是“话语权”   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广泛投身各种国际组织,但真正起到主导作用、发挥影响力,甚至能够修改和制定规则的,却仍然是凤毛麟角。中国在众多国际组织中的真正话语权还远远不能让人满意。   欧美发达国家是多数国际组织的创建者。据《国际组织名人录》统计,2002年英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有326人,美国276人,法国231人,德国150人;在发展中国家里,印度有41名国际组织领导者,巴西21人,而中国仅有10人,甚至不及新加坡(13人)。   “中国如果没有更多的人在管理层,就没办法体现中国的观念想法,加以贯彻。”外交学院曲博博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例如在IMF,很多的国际宏观经济的规范不是已经确定的,而是需要各个国家之间不断地协调,比如贸易失衡,现在IMF主要就是通过调控汇率来解决,2007年的《双边监督协定》中国实际是反对的,但是讨论时由于中国缺位,最后还是被执董会通过了。”   尽管国际组织领导人以“国际公务员”自律,但毫无疑问,其所在国的重大国家利益将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认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过是大国争夺权力的工具,对其持严厉批评态度。例如,1967年6月14日的《人民日报》第6版文章称,“苏联修正主义加紧在联合国内勾结美帝国主义,把联合国当成美苏政治的交易所,联合国是美帝苏修镇压人民革命的工具”。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才开始逐渐告别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理想主义革命外交,以务实而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组织。   尽管如此,“西方一方面希望把中国吸纳进跨国体系领导层,另一方面对中国人掌握国际组织依然有戒心”,香港学者沈旭晖说。   长期的缺位使得中国多边外交人才储备并不充足,张海滨指出,同时具备语言能力、专业知识和外交经验的复合人才匮乏,这是导致目前中国在国际组织参与程度与大国地位不相匹配的根本原因。“此外,中国传统外交思想讲求‘外事无小事’,惧怕‘言多必失’的心态也大大束缚了中国在国际组织多边外交领域发力。”张海滨说。   以陈冯富珍主政世卫组织为标记,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决心与努力,同时这也是中国通过多边外交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在国际组织中,陈冯富珍们将主导和见证中国平衡权力地位、利益分配和集体身份的不懈努力。   周瑞金:十年“剩闲”不寻常   南方周末记者 朱红军   这五年,外人只看到周瑞金以笔为枪,挠体制之弊,张改革之目,却从不明了微言背后有巨澜;这五年,外人只记得他当年“我是斗胆补天派”的豪言,却从不察觉他也务实。   2010年初冬,周瑞金在美国呆了三个多月后,终于游说在外十多年的女儿女婿全家回国定居,上海新华路上的大家庭,第一次堪称团聚。   7月份,临出国前的一次媒体界退休老人聚会上,组织者请他讲讲老有所为的心得,老周慨言,十年成“剩闲”(圣贤的谐音,取“剩余的闲人”之意),人走茶凉总难免,要喝热茶只能自己烧。   这十年,他自言烧热了三壶茶:第一壶是担任了两家企业的顾问或董事,一国企,一民营,多年下来,痛彻改革不可耽延之切;第二壶,则是转战网络,激扬文字,年奔七旬,跻身所谓的新意见阶层。2006年初的《改革不可动摇》,最早竟也是一篇网文;而这第三壶热茶则是人生修为,参禅打坐,事关晚景家事了。   五年前的那篇《改革不可动摇》,被舆论称为“皇甫平重出江湖”。他振臂一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开放才能解决”,才让第三次改革争论走进严肃的话语空间,最终以中央的多番定调而暂告了结。老周事后多次说,皇甫平属于历史,周瑞金看的只是今天。   这五年,外人只看到周瑞金以笔为枪,或策略技巧,或横眉怒目,挠体制之弊,张改革之目,却从不明了字间惹是非,微言背后有巨澜;这五年,外人只记得他当年“我是个补天派,斗胆补天派”的豪言,却从不察觉他也务实。   就像2001年他才会重温往事,细谈1991年“皇甫平评论”出台的个中曲折,《改革不可动摇》发表五年后,2010年末了,他也才第一次愿意轻描淡写,文章后事不寻常。   “留一步,满则溢”   2006年春节过后,也即《改革不可动摇》发表一个月后,中央一领导来视察上海,竟在上海市党政领导陪同下专程到东方网,调查《改革不可动摇》文章发表的背景。周瑞金事前应编辑部要求,应急发文,以答编者问形式,陈述文章真实缘由。   调查当场获得中央领导肯定,老周才在异见汹汹中稳住阵脚。一个多月后,全国“两会”召开,中央高层强调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改革争论终被高层定调。这一年年中,他继续为任仲夷撰写纪念文章,概括任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2007年初,他受邀去云南“兴云论坛”开讲改革开放经验教训,言及“三个28”:1921-1949,28年革命胜利建国;1950-1978,28年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充斥失败教训;1978-2006,28年改革开放三次论争,深化改革迫在眉睫,重建中华人文精神任重道远。他还诙谐说,28与中国共产党有缘,“共”字拆开是“二十八”,年轻的毛泽东甚至都用“二十八画生”为笔名,一个演讲的小技巧竟被讥为宣扬历史因循论。   2008年,各地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他三下广东,自言到改革先发地汇报心得,倡导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年广州、北京南北两地,“改革三十年三十人”民间评奖,皇甫平屡屡当选,他却闭门谢客,去了美国,没有出席任何授奖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凡事留一步,满则溢。   2009年,新中国建国60周年,他又撰写长文《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鲜明主张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遏制基层政权失控,改变国进民退政策,转变维稳思维,并建言继续改革的动力来源于新意见阶层、新社会组织、新社会阶层和草根百姓的结合。文章公开发表出来,结果网上全无异见,中央纸媒整版发表。   2010年,全国“两会”上爆出了录音笔事件,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表明态度的媒体工作者,“希望新一代领导干部摆正自己和人民的关系,摆正公权力和舆论监督关系”。   “我还年轻,还能烧热茶喝呢”   周瑞金和五年前一样,他还是喜欢在咖啡馆见面,却喝中式茶,脱了大衣就盘腿而坐,参禅打坐状,一身打扮竟还是旧日衣裳。   他理解并包容改革的艰辛与曲折,他说,现阶段的改革重点应是专注社会体制改革。   他去农村,调研农民的诉求多是为生活而不是为选票;他在城市,发现社会泄愤事件群发,多是反贪官,不反社会主义制度,“绝大部分的社会矛盾都是争利而不争权”。他最后得出的国情判断是三句话: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解决社会问题,解决民生问题,主客观条件不成熟,政治体制改革轻动,易成乱局。”   他还是众多地方政府的座上宾,感同身受“改革更需要上下的共识,而重点放在社会体制改革这一点上,恰是最能体现上下共识的”。   曾经为改革疾呼呐喊的“皇甫平”,在外人看来,似乎温和了许多,他不承认是自己的观点倒退,也拒绝别人所谓的“理性”形容。他说,这是随着实践,自己对于全面改革的路径进一步清晰了,这个路径就是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继而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最后才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三步走改革路线图(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在三者之中)。   他说,邓小平当年关乎中国发展的三步走战略是伟大的,现在的中国也应该为改革路线清晰勾勒三步走战略了。   他为目前理应先行的社会体制改革设计了三大内容,包括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城镇化形成稳定合理的社会结构;以及政府摆脱全能主义、社会组织充分发育、市场主体真正获得创造财富的资源配置权,以构建民主法治的社会等等。   他72岁了。文章写得越来越少,但访谈越来越多,年轻记者但凡来访,总是不忍拒绝。但他越来越不愿意去热闹场合,改革开放评奖,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奥运盛会,他拿到通知都没去现场。今年家门口的世博会,也只是预展时去遛了一圈。70岁生日,招呼家人吃了一顿便饭,便当是最好的庆祝。他也越来越懂得舍得,一直希望组织口述历史的出版物,为改革三十年留下稀缺记忆,几番努力后,当事人为难,也就舍了。唯一舍不得的,或许就是退而不休的心,“我还年轻,还能烧热茶喝呢”。   王选:孤独斗士   南方周末记者 秦轩 实习生 郑李   尽管王选很孤独,她一个人依然扮演着十种角色:在日本法庭上,她是细菌战原告;在东京街头抗议时,她是和平运动斗士;在义务山里的烂脚病人面前,她是医学专家、社会人类学者和志愿者;在镜头前她是演说家;在国际会议上,她是发言人;在日本参议院议长面前,她是民间外交官;在外国专家的调研团中,她是专职翻译;在浙江省,她是政协委员。   15年过去了,没人和王选争细菌战受害者领袖的位置,而身边为掳日劳工索赔运动的同行者们却正在为日本企业的赔偿闹得四分五裂。同样是维权,同样是对日索赔,同样是日本和平主义运动在支持,王选的15年,和别人不一样。   从1996年至今,王选始终忙的是两件事:一是让权力承认历史上的恶,一是让受害者得到救助。权力犯下的恶不分过去现在,对普通人权益的侵害不分新旧,但王选专心于细菌战。这一点她从来没有变。   2002年的东京审判初步实现了第一点:尽管东京地方法院裁决王选及其他细菌战受害者代表败诉,但承认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3年后,王选否认自己是“民族英雄”,她称自己是“连接中日的桥梁”。这一年,中国民间爆发反日游行。   2007年,王选投入细菌战对日诉讼的第11年,日本最高法院拒绝了原告上诉。同一年,二战时期掳日劳工索赔案亦在日本高法败诉。十多年的对日索赔诉讼运动就此告一段落。掳日劳工索赔就此转入政治解决。此后,安野、信浓川两处劳工和解,却引发索赔运动的大分裂。用一位长期关注该运动的人称,掳日劳工索赔在今天毫无疑问走入低谷。   2007年败诉时,王选曾主张效法国外惯例,建立受害者的民间组织,再以此到联合国去申诉。然而至今,组织不能成立,索赔无望,外界的理解与支持和以往一样的匮乏,内部的聚合力也因败诉受到重创。   政协委员王选   “我们调查了金华汤溪镇72个村,有69个村都有烂脚病,这显然是非正常情况……皮肤炭疽是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当时日军要在机场附近制造无人区……”半夜1点,电话那头王选孜孜不倦地说。   在王选看来,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才是最有价值的。调研实际在1990年代后期启动。到2007年,被日本高法判败诉虽然堵住了诉讼索赔的路,但经过十余年苦心经营,王选的老家已经成为她做细菌战研究的根据地。   2004年,王选组织展开的浙江省金华市细菌战“烂脚病”调查,目前已经延伸到相邻的衢州市。“明年准备整理出版500病例的调查数据。”王选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   每次去参加国际会议,她都会带些烂脚病的照片给国外的专家学者看。数年来,一直有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医学专家被王选拉到老家去调研。专家在调查的同时也为烂脚病人提供诊断意见,其中包括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教授米歇尔・法兰兹布劳医学博士。   2008年,哥本哈根世界医师协会大会上,法兰兹布劳向大会提交要求日本医师协会谴责日军731部队的决议案,获得8票赞成,25票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此前每次只有她自己投的1票赞成。   不过,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医学界,均未就浙江地区的烂脚病调查做出权威性的研究报告。但美国学者的调查资料已经进入美国国家机构的数据库,其中包括美国皮肤病研究所。   2008年,王选被推选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当年她给省民政厅写了3份报告,并提出委员提案:对日本细菌战“烂脚病”受害者实行医疗救助。这一提案令浙江省决定扩大医疗救助范围。在当年7月到9月,在细菌战受害地区衢州搞试点。   2009年,王选的委员提案包括“建设全面细菌战历史纪念馆”,而今年的提案则关于“对烂脚病的医学鉴定”。“如果没有王选的推动,其他地区关于细菌战的研究可能不一定会开展起来。”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据张连红介绍,在对日索赔运动的推动下,山东、湖南、浙江各省都展开了调研。北大历史系徐勇教授领衔国家教育部重大社科项目《日本侵华史料整理与研究》,他介绍王选负责其中的子课题“日本生化战高级决策”。   有学界的参与和推动,王选才能真正让细菌战不被历史埋没,在历史上留下受害者的声音上。“国家应该对细菌战展开全面调查。”王选说。   只有王选   “2007年前,公众看我们像看一场演出,希望我们赢,打倒小日本。”王选说,“但实际参与调查研究的寥寥无几。”“愤青可以唾沫横飞地说这个那个,一到下乡来找受害者就不来了。”王选说。“王选其实很孤独。”《王选的八年抗战》一书作者南香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王选觉得,这里有国民性的问题,但同时,“老百姓的参与意识被剥夺了,才不会往下去想,我应该去为历史做些什么”。   一些细菌战的原告也让王选很受伤。“在他们眼里,我就是共产党的替身,女强人。可是我并不掌握任何资源。”王选说。   国内没什么人给对日索赔的事业捐款,即使是很富有的原告,也不愿意拿钱。   而同样的问题在慰安妇、掳日劳工对日索赔运动中同样存在。据本报记者向多名知情者了解,圈内都明白的一个事实是,去日本的诉讼,基本全部由日本律师和和平运动的支持者为原告提供往返机票和住宿,没有人会自掏腰包去日本打官司。   但无论怎样,王选依然在选择机会做事情,用她自己的话说,“能推动政府就推动政府,能发动群众就发动群众”。   她一个人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在日本法院上,她是细菌战原告;在东京街头抗议时,她是和平运动斗士;在义乌山里的烂脚病人面前,她是医学专家、社会人类学者和志愿者;在镜头前她是演说家;在国际会议上,她是发言人;在日本参议院议长面前,她是民间外交官;在外国专家的调研团中,她是专职翻译;在浙江省,她是政协委员。   她搞历史研究,为抗日战争时期的细菌战研究写论文;她搞慈善,为烂脚病病人发钱介绍医生,为地方研究者出书;她做民意代表,为地方烂脚病人的医疗救助给政府写提案;她搞交流,为学术机构介绍国外学者;她懂日本,为掳日劳工索赔运动出谋划策。   从1996年参加细菌战受害者维权运动至今,总共15年。王选说自己在下棋,一步一步的下。   10种身份相当于王选的10种棋子,从车、马、炮到士、相、卒。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王选亲力亲为。这当然是被逼出来的。   2010年12月27日,王选带日本研究者去衢州和治疗医生交流。据当地医生介绍,烂脚病患者除一人以外,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王选希望能够借此推动日本医学界的合作。   就目前该“试点”的现状和维持的经费困难等问题,王选打算在2011年省政协会议上,在委员提案中提出将此医疗救助政策扩大到全省,建议由省政府拨款扶持。   “其实他们是不是细菌战的受害者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对他们的救助。”王选说。她已将近60岁,“等调查的数据库做完,我想去干点自己的事情,看书写字什么的”。   陈培德:“群众体育才该搞举国体制”   南方周末记者 吕明合   浙江省体育局前任局长陈培德说,目前首要反思的,正是8年前足球打假扫黑中途叫停、不了了之的教训。更重要的是,体育反腐败要举一反三。   67岁的陈培德笑言自己正步入人生的第二春。这位以足球反黑著名的浙江省体育局前局长,2009年初已从浙江省人大退休。   8年前的大胆直言,业已为陈培德带来了巨大的声誉。退休后,他的社会兼职繁多,“戴了十五六顶帽子,常常感觉到时间不够用”。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他始终在观察着中国体育。夙夜思考,陈培德忍不住秉笔直书。“上个月,我还刚刚给中央领导写了信,对中国体育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陈培德对本报记者说。   谈及十年体育官员生涯所看到的种种荒唐事,这位中国足球打假反黑的健将,时而怒目,时而放声大笑。对于中国体育和足球,陈培德再无顾虑,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说、说、说。   “体育反腐要举一反三”   “去年以来,中断了8年之久的足球反腐败,又开始了第二波浪潮,使我在失望中又看到了希望。”陈培德说,现在的中国体育,如同爬满了虱子的华丽旗袍,“繁华背后,隐藏着诸多龌龊;兴旺背后,潜伏着很大危机。”   中国足球反腐风暴将8年前被人为遮蔽的足球体育黑幕暴露在国人面前,中国足球的蜕化、无能终于找到了答案。   陈培德说,他唯有两个感觉:“痛快、痛心。”痛快是足球反腐败终于又有盼头,大快人心。痛心在于,现在被叫进去的这些人,其实都是2003年以后出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进行到底,给中国足球营造一个好的环境,这些人至少绝大部分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他们罪有应得,但责任不全在他们。”陈培德说,足球的腐败体制、龌龊的环境令他们发生了变化。   陈培德回忆说,他曾与谢亚龙在北京偶遇,谢曾当面肯定他足球打假反黑的成绩。“他还买了一批我写的书送足协的官员,结果,他自己也不能幸免。”   痛定思痛。陈培德说,目前首要反思的,正是8年前足球打假扫黑中途叫停、不了了之的教训。反省的目的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不要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体育反腐败要举一反三。对其它项目也要进行清算。“足球不过是整个体育的一个缩影,只不过它更典型、关注度更高、社会影响更大。其它项目呢?我们不能各行各业反腐败热热闹闹,体育场里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陈培德说,“光清算足球不清算其它项目的腐败,我认为不公正、不公平,也不容易引起警戒。不消除隐患,难免以后再犯。”   体育要真正反腐,还须启动问责制。“十几年来,主管部门对于这些公开的‘秘密’腐败现象持什么态度?在足球的事情上,我就有亲身体会。”   “体育需要新改革”   “整顿过后,体育应进行新一轮的改革。”陈培德说,改革,就是要让体育还其本来面目。“体育的宗旨是什么?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陈培德说,诚然,在特殊年代,体育曾承担了为国争光的特殊历史责任,功不可没。容国团的第一个乒乓球冠军、名古屋的第一个乒乓球男团冠军、陈镜开的第一个举重世界冠军、女排的三连冠,都起了极大提升民族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   “在中国还是一穷二白的时候,在中国的国际地位还很低的时候,那个年代,我们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为国争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像原子弹爆炸一样最大限度来凝聚民族精神,惟有体育。”   但时至今日,中国国情早翻天覆地。“现在能为国争光的东西太多了,金牌多一块少一块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世界体育的走向是大众化、业余化、职业化。   “专业队投入不计成本,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全不符。”陈培德说。   从步入业余的县级少体校开始一直到国家队,中国运动员的吃穿、训练和比赛,全部都由国家拨款,毫无后顾之忧。“每次比赛,我们都是专业队打业余队,就像大人打小孩,我们拿金牌并不奇怪。”陈培德说,“但同时,运动员吃的是青春饭。在同龄人接受普通学校教育时,他们却在训练场上,荒废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到退役时,一无文化二没技术。”“我们真不应该再牺牲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青春,来换取这一堆的金牌。”   改革阻力何来   对体育改革的方向,陈培德自言有诸多思考。   “我们的公共体育设施,人均占有率却在世界上排名百名之外。”陈培德说,这样的矛盾日渐突出。   民众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全民健身的热潮上,但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却远远满足不了他们健身的需求。一方面,社会上满足老百姓运动锻炼的场馆奇缺,另一方面场馆又大量闲置。“全民健身最后只能变成全民走路。走路者协会就这么出现了。”   “我们领导者的注意力,特别是经费投入,要从绝大部分投入到竞技体育专业上,掉个头,投入到群众体育上。同时要加强学校的体育教育。”陈培德说,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财政大都用在大众体育设施上了。   在澳大利亚,他见到当地几乎每个社区都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游泳是学校必修课,游泳不过关就不能毕业。“澳大利亚成为游泳强国,基础正在此。”   “群众体育搞举国体制。举全国地方的人力、物力、财力为老百姓健身提供最丰富、最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健身的需要。这是政府的职责。”   陈培德说,他曾提议取消全运会,用单项锦标赛来代替选拔;提出竞技体育逐步取消专业队。但无一例外,都遭到反对。   阻力不是来自外部,而来自体育系统本身。从奥运、亚运到全运,中国的体育,业已形成全员、全方位、固结不化的架构,“一些人不能接受淡化金牌的观点。”陈说。   “如果以群众体育为重点,那就不必有这么个庞大的机构。相反,越强调竞技体育的重要,政府的财政拨款就越多。”   “体育,不能是少数人的体育,不能是精英体育,应该是大众体育。”陈培德说,“作为少数派,我相信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龙永图:“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卖国贼”   南方周末记者 陈江   在入世成功多年之后,龙永图又被卷入到“英雄还是卖国贼”的讨论中。时评作者水皮认为,龙永图变“卖国贼”,有部分原因正是在偿还当年谈判期间不透明,“保密过度”的欠债。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龙永图担心中国的开放政策出现倒退。   龙永图是一个符号。曾经有段时间,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每一条讯息中几乎都能找到“龙永图”三个字。15年艰难谈判,龙永图经历了其中最关键的2/3。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也正是在这一年,他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人物。   自2001年底至今,已然9年有余,入世的意义也一度被解读为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虽然中间人们的看法有过反复,现在已没人否认入世深远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走势。即便如今的世界经济形势与10年前相比,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提案已经多到好像全世界都在抵制中国商品,但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借助入世这一举措,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日常的经济秩序之中。   作为入世功臣(也有人不这样认为),2003年之后,龙永图并没有如外界猜测的那样成为经贸部部长,他选择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博鳌论坛。犹如龙永图一贯的风格,从此关于博鳌论坛的每一条讯息中几乎都能找到“龙永图”三字,高调、健谈的龙永图,从未淡出过国人的视野。   布道者   龙永图做过诸多尝试,2007年开始甚至成为一档电视对话节目的主持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但在国人心中,龙永图仍然还是那个首席谈判代表,而且这个名字或许永远都要和WTO捆绑在一起。   自从退出政府机构后,龙永图更多地是以一位布道者的样貌出现在所有人眼前。比如,评点世贸组织带来的影响,讨论中国的经济形势,为各地政府出谋划策,预测世界经济拐点,为买不起房的人们指点一二,甚至是告诉人们中国经济没有“泡沫”……精力旺盛的龙永图已过花甲之年,他仍然一丝不苟地承担着对大众传道、解惑的责任。   龙永图甚至给自己的节目定名为“论道”(Forum),暗示他仍然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于他来说,“道”,“就是怎样使中国加快发展。”一次采访中,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要利用“论道”这个节目,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精神尽可能地再多做一些阐述和说明。   龙永图总是用更简单明了的方式去说明更多的常识与概念,因此人们经常能听到类似这样的“龙氏语录”:世界贸易组织犹如一个农贸市场。中国没有加入,就像是在市场外的小贩。现在,我们在市场中有固定的摊位了,我们做生意更名正言顺了。   又比如,一个大块头和小块头发生矛盾时,大块头总喜欢把小块头拉到阴暗角落里单挑;小块头则希望到人多势众的地方找人主持公道。目前我国经济比较弱,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比较强,一对一解决我们肯定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当然希望把问题拿到WTO多边机制中去解决。   龙永图经常告诉人们在市场经济中,规则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只是一般性地参加世界经济,那不遵守世界规则也可以,就像担着菜篮卖小菜的那种小贩,尽管市场就在那里,你也可以不进入市场,可以不遵守工商部门的规则,看到工商管理人员来了就赶快跑。但如果要进入世界经济的主流,想把生意做大,卖肉、卖鸡、卖菜,你就要进入市场,要成为市场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就得在市场里建一个铺面,就得遵守市场的规则,甚至还得与工商部门建立好的关系。而且这个时候你不按照规则办事也不行,跑也跑不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同样的道理,在全球化的形势之下,我们中国想进入世界经济的主流,不遵守规则是行不通的。”   如今已经变成一个“准媒体人”的龙永图,越来越热衷于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根本,比如对于入世之后行政体制需要作出的改变,他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廉洁、高效、以人为本,更比如对于高涨的商品房价格,他认为2/3的房子应由政府供应,其他的“越贵越好”。   卖国贼?   在英国留学的背景,长达10年的谈判工作,“洋务派”的头衔很自然地被戴到了龙永图的头上。在后来的2007年,龙永图回忆起曾经遭受的质疑,“在谈判最困难的时候,我对这些人的回答是:我爱国啊。”   爱国这面挡箭牌显然不是永久有效。令龙永图难以想象的是,在入世成功多年之后,他竟又被卷入到“英雄还是卖国贼”的讨论中。   2005年,随着入世的影响逐渐深化,相对于因入世而受益,一些代价也开始显现,因入世变得处境艰难的行业,愤而抛出“过度开放论”,指责“当初是不是一定要同意这样的条件?”国人“非好即坏”的评判习惯令龙永图瞬间从功臣变成国贼,这种转变令人始料不及。   时评作者水皮认为,龙永图变“卖国贼”,有部分原因正是在偿还当年谈判期间不透明,“保密过度”的欠债。   “实事求是地讲,以龙永图为代表的中国入世谈判过程是一个艰巨、庞大、繁杂的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外经贸部的保密工作做过了头,不但谈判的内容对企业保密,而且对相关的部委也不透明。中国媒体得不到来自官方的任何解释,相反,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新闻发布会却成了消息来源。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读者只能从海外媒体的报道中了解谈判的条件。”   对于“卖国”的指责,龙永图曾经语调激昂:“我们的谈判班子问心无愧。”面对日益频繁的贸易摩擦,龙永图坚持认为最大的保护是开放,而不是后退。他不断强调,“温室里培养不出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家,政府也制造不出来,他们只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按照国际规则在市场搏击中历练而成。”与此逻辑相同的辩论和强调,在每一个因加入世贸而翻天覆地的行业里上演,纺织、物流、汽车、银行、保险……   “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卖国贼,只是代表中国做了一场谈判。”龙永图后来说。   开放、开放、开放   “中国越开放,中国越安全。”这是龙永图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的。快人快语的他对记者说,“国内有些人是叶公好龙,天天讲开放,到了真正开放到自己的行业的时候,马上就变了一个样,恐慌起来。”“国家安全、行业安全的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但是不要挂在嘴上。竞争来自何处?就来自开放。入世之后,中国的国力和外贸实力都增强了,实力越强,国际竞争能力就越强,也就越安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国家是互相融合和影响的,那么这个国家就安全。”他对采访他的记者如是说。   2004年6月,龙永图在会聚西方政经首脑人物的意大利彼德伯格秘密会议上做了演讲,龙永图主要强调了几个观点:中国的发展对于全球是个积极的因素,不要把中国的发展看做是一个威胁;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的内需,虽然外贸的进出口和吸引外资对它很重要,但是对这个大国来说,只能靠自己。中国13亿人发展起来了,是对全球最大的一个贡献。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龙永图担心中国的开放政策出现倒退,“由于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由政府出面采取一些干预措施,使得国内不少人,特别是政府官员对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改革──行政机构改革问题产生了动摇,有些官员甚至暗暗自喜,认为现在是进一步地强化政府对经济、企业干预的时候。”   龙永图说,其实不然。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在削减政府的权力上作出重大而艰苦的努力,他亲身参与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削减政府的权力。   多年来,经常有人问龙永图,世贸精神到底是什么。这位曾经的首席谈判代表,总是回答四个字:规则、开放。   肖扬:“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   南方周末记者 陈江   在一些法官眼里,肖扬太“弱势”,在各职能部门想方设法四处扩权的时代,有人指责肖扬是“三交”院长:交枪、交权、交钱。   在2004年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肖扬谈到当前中国司法现状时直言,对正义执著追求的“理想主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让位于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   收回死刑核定权,是70岁高龄的大法官肖扬在自己离任前的一年完成的最后一件大事。在任10年,肖扬改变了很多事,当然争议也从未远离过他。这位开放法庭允许公民旁听、降低诉讼费用让穷人打得起官司,甚至规定所有法官穿什么样的衣服的大法官,在自己职业生涯的尾声,为其所主导的中国司法10年改革画上了一个浓重的逗号。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法律专业出身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上任之初即被寄望为中国司法改革的推动者。2001年,力推司法改革的他,成为全国的焦点人物。   2008年3月10日,当这位70岁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站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台上进行工作报告时,他用两句话对过去做出了概括:“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中央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的9项改革任务,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确定的50项改革项目也基本完成。”   司法改革10年,社会进步与多方合力最终拓展了改革的空间,而肖扬作为这场实验重要的参与者和经手人,他对于中国司法格局的改变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而这场旷日持久的实验最终的结果――正如肖扬自己所说――“要让历史来检验”。   求变   “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   1998年底,60岁的肖扬开始了他任职后的第一件大事――中国法院全面实行审判公开,而从那时开始,手持身份证的公民终于可以合理合法地走进法庭,亲耳聆听自己所关注的案件。肖扬就此推开了自己这个“衙门”的大门。   对开放法庭,肖扬认为,公正不仅应当落到实处,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这位客家人以简短有力的话语阐释了一个文明常识,但在此前,即便是这样常识性的表达也难以在中国最高司法官员口中出现,而肖扬用实质性的改变阐释了这种常识。直至今天,这仍让很多人受益,闭门官司在程序层面再也不是主流。   肖扬任职的10年,注定是司法变革的10年,哪怕某些改变并非得到所有人的理解。   1999年,上任后第二年,肖扬拿出了第一个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五年纲要。提出的口号是:促审判、抓改革、带队伍。把改革和法院的中心工作“审判”并列,可见改革二字在肖扬的天平上有多么大的分量。   这份改革纲要中概括了四点“势在必行”的理由:地方保护主义产生、蔓延,法官整体素质难以适应审判工作专业化要求,难以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特权观念等腐朽思想的侵蚀……   “这些都是阳光下的秘密,但看到最高院在自己的文件中赤裸裸地提出来,还是觉得有些触目惊心。”一位地方法院的法官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如此感叹。“各级法院要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壮士断臂’的气概,坚决彻底地清除法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肖扬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这种努力直至今日仍然有其意义。   司法必须改变,改革不可阻挡。在随后的十年中,两份五年改革纲要令最高法院在审判方式、审判组织形式、审判工作监督机制等近百个方面推行了改革措施。这些改变仍然影响着中国今日的司法格局。   少杀   “可杀可不杀一律不杀”   2007年,伴随着大法官肖扬一句“可杀可不杀一律不杀”,中国司法改革又向着未知跨出了一步。这项以结束人类生命为目的的终极刑罚的核准权在经历二十余年的下放甚至是可能的泛滥之后,在肖扬任期的最后,终于又回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掌控中,而由此,人与子弹之间不再是必然。   “死刑是剥夺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适用死刑,必须慎之又慎。”肖扬在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特别向中国各地的法官们敲打着。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在2007当年,有大量死刑犯因最高法死刑复核程序的驳回而留得性命。当年最高法刑事第一庭庭长黄尔梅受邀在中国法院网上与网友进行连线时透露,2007年因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不当、程序违法等原因不核准的案件,占复核终结死刑案件的15%左右。   2008年初,肖扬于“两会”期间参加广东团讨论时,向代表们详细介绍了收回死刑复核权一年以来的成果――经过一年的尝试后,2007年,全国范围内爆炸犯罪比上年下降25.2%,劫持犯罪下降了25%,放火案件下降了11.3%,杀人案件下降了10.3%。   2010年下半年,也就是肖扬退休2年之后,在一次法律研讨会上,一位最高法的法官披露:自2007年至今的4年间,“大约有30%到40%的死刑案件因证据问题而不被核准”。   没人知道中国各地每年被判处死刑的人到底有多少,这个数字向来讳莫如深。因此也无法估算出有多少人受惠于死刑复核程序捡回性命,抛开其他悲观意义不谈,这个百分比乐观地昭示着,如今每三个死囚中就有一个幸运儿能捡回性命。而最新的故事是,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法官用远程视频系统提审了一名远在辽宁鞍山一处县城看守所内的死囚……   重建   “无知者不能当法官,无能者不能当法官,无德者同样不能当法官。”   无知、无能、无德者不能当法官,这是肖扬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的一句话。   2001年起,最高院再次改革法官任用制度,规定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由此告别以政治合格为主的法官任用标准。   2002年7月,肖扬提出了“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并把“法官职业化建设”确定为法官队伍建设的主线,这成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当然,这一改变遭到很多基层法官的抱怨。最高法院所推行的法官职业化,学习、培训占用了法官们的时间,而统一的司法考试又将很多人挡在了法院门外,一些落后省份反映,自己的法官队伍出现断层,青黄不接。   同在2002年,中国法官卸下半个世纪有着专政色彩的肩章大盖帽,换上法袍用上法槌……肖扬希望中国的法官们从内到外得到改变,不幸的是,他的这个改革仍然未能获得所有人的理解,有人指责这一彰显法庭威仪的举措为形式主义。   肖扬推出错案追究制,希望能保证个案的质量,却使法院内部生起请示之风,充斥行政式命令。2004年在耶鲁法学院的演讲中,肖扬主张大幅度提高法官的收入,主张上级法院的法官应主要从下级法院的优秀法官和专家学者中选拔,这些改革都未能完全实现。   在一些法官眼里,他们的院长太“弱势”,在各职能部门想方设法四处扩权的时代,有人指责肖扬是“三交”院长:交枪、交权、交钱。身边人说他傻。在2004年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肖扬谈到当前中国司法现状时,亦直言,对正义执著追求的“理想主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让位于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   10年过去,正是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间隙,肖扬一路走过。       【责任篇】   李昌平:对自己有点不满   十年前,他上书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十年后,他想《再向总理说实话》,但“很难找到一句话来概括今天的现实,问题更复杂了。”   2010年7月,李昌平将他十几万字的书稿整理了一次,命名为《再向总理说实话》。他觉得已经完成了80%,然而剩下的20%继续被搁置。   之后的几个月,他不曾打开那个文件夹。他说:“纠结,矛盾。”   十年前,他上书总理朱�基、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发全国震动。   当时的诉求,在5年前就已经实现了。然而中国农村反而日渐被新的问题困扰。“不解决的话,会比2000年前的情况更严重。但我找不到简单的表达来达成共识了。现在很多东西是错的,可是被广泛接受,我无能为力。”   一   十年,李昌平的角色变过四次:   2002年脱离体制南下闯荡,在珠海某公司任职数月,“别扭,茫然,不知该做什么”;   接着投身媒体,到《中国改革》杂志做副主编,接触“三农”学术圈,“知道了他们都在说什么、争什么”;   又两年后,成为香港乐施会扶贫项目官员,在国际NGO工作至今;其间受聘担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并没有更大的起落。2002年脱离体制时的无奈、迷茫以及因此受到的关注和他自己对未来的深切忧虑,都已成为过去。   2002年,他在《读书》杂志发表《我的困惑》一文,直白地发问:“技术推广能增加农民收入吗?”“发展乡镇企业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根本出路吗?”“私有化是灵丹妙药吗?”……   以资本和技术主导、产权划分为标志的“农业现代化”话语,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但所见所闻,不断提出挑战。   他在现实中看到“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公司+农户”,公然不执行国家收购政策,压级压价克扣农民,“国有企业如此对待农民,我们凭什么指望私营老板让利于农民呢?”   他在一所大学提出问题:技术推广能增加农民收入吗?几百个人大笑起来。他说:“第一,使用技术是要钱的,钱由谁付?农民。第二,使用技术会增产,增产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减收。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民支付了成本,全民得到了技术进步的好处。”   在乐施会直接操作扶贫项目的几年,无疑对他影响重大。“(云南、贵州)和我家乡的农村完全不同,刺激我去想很多问题。”   他曾在没厕所的村庄积极地帮助修建厕所。山里人历来是把牛粪、猪粪分散晒干了背上去,修了厕所以后,粪便集中,反而苍蝇蛆虫丛生,很臭,变成一个糟糕的东西。   “我在云南扶贫,感觉好多地方如果没有分田单干,会比现在好得多。矿产收益被资本拿走,环境恶化水土退化,不形成共同体的力量,无法应对。”   “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觉得一些事情理所当然,但一个很小的事情就能教育你。今天很多国外的人给中国出主意是一样的。中国有云贵,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北京。”“现代化是要付出代价的。”数年游历,他还去了东北、西北、朝鲜,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他亲眼看见了那些付出代价的人。   二   《再向总理说实话》的困境是:“很难找到一句话来概括今天的现实,问题更复杂了。”   这十年,是中国农村再次掀起剧变的十年。2004年开始惠农新政,2005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中央财政投入增加14%,温家宝表示中国进入“城市反哺乡村”阶段。2006年全国免除农业税,粮食生产开始享受财政直接补贴。几乎同时,征地矛盾频发,小产权房树欲静而风不止,环境公害和生态灾难不绝于耳,18亿亩耕地红线经受严峻挑战,各地“维稳”成本不断攀升,金融危机后两千万农民工返回家乡,接着兴起让农民集中上楼的城镇化新潮。   农村丝毫不平静。   10年前,李昌平一举闻名,是因为将农民负担问题一嗓子喊破了天。“现在来看,十年前的诉求都实现了,但没想到的是走向了农民共同体的瓦解。”   他一度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像2000年那样,引发高层关注。然而,这些都没有在现实政治中留下印迹。写文章的心,也渐渐冷了。   “如果农村治权是完整的,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现在只能把问题往上交,上访会越来越多,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很多事情都没法收拾。”他说。   他对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很不乐观,“中央财政投入这么多,但一半以上的钱得拿去征地”。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问:“有这么复杂吗?”他感喟:“你没有农村的感受。”   他深切怀念乡镇工作时的一些方法:“到了年节,干部都下去结‘平衡账’”,修路挖沟、盖房调田,往来得失有一个综合的平衡。地权是平均的,承包地、宅基地是不平均的,“征用地的钱大家平摊,多占宅基地多出钱,就算一次没解决,二次调整也能平衡过来。不存在钉子户的问题,也没那么多上访。”   这一切以农村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而他在近十年间不断目睹的现实是:农村共同体遭到瓦解。   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税费改革’被简化为取消税费,瓦解了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治理制度,等于永久取消了村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益”。   有一次,参与制定“一号文件”的一个人问李昌平:“什么叫结‘平衡账’?”他无言以对。他觉得,“城里人对农村越来越没常识。”   但与10年前相比,他的声音倍显孤独。   三   李昌平正把主要精力放在十几个合作金融试验点上。   他家近旁茶室的小姑娘,都知道这个常来喝铁观音的中年人叫李昌平。这个冬天,他正装修在平谷租下的一处乡间小院,准备在那里度过更多时间。   他说:“北京如果能给我一个户口,去香港去台湾不用回湖北办手续,我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   作为公认的农民代言人,他曾繁忙地出席各种会议、研讨。现在“很少出去开会了。实在没什么新东西。自己走路、跟人聊天,更有收获”。   他现在常读的是邓小平、陈云年谱,注意琢磨他们晚年的表述,从中寻求他们当初对中国走向的判断。“偶尔做做股票,不做长线――了解一下股市。”   他最大的兴趣,是在农村作合作金融的试验。他自己做的试点,在湖北有一个,在河北有一个,在河南有十几个。   他乐于自己干自己的。“找个团队推行我的方法,可能强人所难。”于是他要去村里做试点,就打电话找朋友、找学生、找各种可能感兴趣的人。用大致两个月的时间,启动一个金融合作试点。   李昌平对这样的状态颇为满意,失去符号,也不想要符号。   这个没有符号的人,一边感到“写文章不起什么作用”,一边因为“消极”而对自己有点不满。   10年过去了,李昌平的外表变化不大――他依然是《我向总理说实话》封面上的那个敦实的中年人,甚至没有怎么显老。   他把十几万字的书稿搁置在电脑里,心里明白:今天,农村问题在公共语境中边缘化了,社会价值感更加分散,即使出书,再也不会像10年前引发轰动了。   代课教师:一场原本可以将错就错的爱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张悦   1980年代,代课教师成为基层教育的救命稻草,是“自由恋爱”。然而新时代对教育者要求更高,“出身”就成了“感情破裂”的诱因。   历史的终结   “最老代课教师”王政明在山路上护送一队只有七八岁的尕娃放学回家。1958年,张家堡小学建立的时候,学校里只有他一个教师。2006年的下半年,他被清退。他的工作经历几乎和共和国农村代课教师的历史等长。   那天,校长通知他,“上面的精神”,他明天不用来上课了。   他比预料中平静。“当初民办教师是合同工,后来是临时工,既然是临时工,让我们走就走吧。”他说。   王政明老师被清退一年后,其他代课教师重复了王政明同样的命运,一样的电话通知,一样的台词:上级通知,你明天不用来了。“上面的精神”指的是2006年教育部作出的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要把余下的44.8万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对于其中学历合格、素质较高、取得教师资格的代课人员,可以根据需要,参加当地统一组织的新聘教师公开招聘,取得正式教师的资格。“上面的精神”只被执行了半截,在大多数地方,没有代课教师被转正。   被渭源作家寇倏茜称作“张家堡小学守护神”的老人之后再也没有回过他48年前亲手建立起来的学校,他说自己好像是一个历史罪人一样被扫地出门。   2006年,“清退”一词一经名字与王政明只有一字之差的时任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之口说出,立即引起很大争议。两年后,王旭明卸任的时候,他说“在深深地反省自己、检点自己,传达政策时,是不是再人情化一点,再温情一点”。   “这些年最难受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从小被人看不起。”王政明说,为了保两个儿子读书,这个经常苦劝村民一视同仁让女娃娃读书的代课教师竟然忍痛让自己的女儿辍学务农养家,至今他都愧对后来远嫁陕西的女儿,那是他一辈子的痛。   但他说这辈子教书没有留下遗憾:他一共培养了八十多名大学生,包括他的两个儿子。他将之视为他留给这片土地的最大遗产。   他的教学水平是年轻人的标杆。过去的王老师、现在的王老汉说起他的学生中有很多在北京、兰州等大城市工作,甚至有现在美国的博士后。于是,一种曾经有过的笑意,掠过了他那张好像刻满了渭河文明古老文字的脸。   刘炳章的爱情   王政明一谈到刘炳章这个后生就觉得造孽。这个34岁的大龄青年到现在连女孩的手都没拉过。几年前接受采访时,他正在全村最破烂的土房中混猪饲料,灰头土脸,全然没有过去的为人师表。   被清退后刘炳章也有足足两个月不能安心做任何事,心里不平衡,尤其是学生上操的广播传来的时候,他敲骨吸髓般的难受――他一直是张家堡小学给学生带操的老师,只要音乐一响起来,应激反应般,他的身体没法不随着节奏动起来,第二秒钟,他的意识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不去做如今显得徒劳可笑的动作。   刘炳章一次一次去学区讨的却不是说法,而是奖状。他上学期带的五年级毕业班和一个三年级班像往年一样都是全区第一。“我没钱,看重的只能是荣誉。”新分配到学校的几个公派教师抢着带刘炳章的班,谁抢到了很容易完成达标任务评上职称。   他曾经爱上学校的一位女教师,但对方是公办教师,工资是他几十倍,“难道让她养我?”他强迫自己放弃了这个念头。熬过年关,他就准备外出打工,带着那段隐秘的爱情远走他乡。   后来在东部的一个大城市他还找过工作,但他没法适应,很快回去了。没过多久,学校人手不够,让他回去再去代课一年。   再后来,有个美籍女华人看到了刘炳章的故事,写信给他,有表露愿意跟他恋爱的意思。刘在撺掇下居然愿意去尝试。如果这事成了,真是一场在各方面都很错位的爱情。就像代课教师,1980年代,师资力量的短缺,代课教师成为基层教育的救命稻草,两者是标准的“自由恋爱”;2000年之后,新的时代对教育者的要求更高了,“出身”就成了错了,甚至在一些地方公办教师配额公然叫卖到三四万元的时候,嫌贫爱富也成了“感情破裂”的诱因了。可现在,公办教师在很多农村学校呆不住成为基层教育最棘手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大量优秀的代课教师被清退,不由让人感慨,多么希望这能继续是一场将错就错的爱情啊。   李小峰讲到,自己13年前是如何在高考前因父亲病逝欠下债务,而被迫留在村里教学点上做唯一的复式代课教师,如何因为工资低还债遥遥无期而去城里打工,但因为没有人愿意到村里教书而学生被迫停学,又被村长从城里请了回去,他还讲了家长和孩子对他是如何的好,他自己出钱修理教室。娶不到媳妇,村里人如何帮他找对象,以及婚后有了孩子因为贫困而孩子营养不良等等。李小峰作为一个31岁的男子汉,几次哽咽。   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教授低沉地说道:“面对他的境遇,我们谈更多的理由都显得那么苍白……”   秦岭中的教室里,李小峰的一节语文课已经上了一半,这是一节典型的复式教育课――五个年级17个孩子在一个教室上同一堂课,先教一年级学生生字的读写,然后让他们练习;然后为二年级温习昨天的课《假如》,并留思考题:假如你有一只神笔,你会为爸爸妈妈做什么;之后是为四年级接着昨天的内容上《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李小锋提问:你们像周总理那样从小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么你们长大了想干什么?   四年级的同学一个个回答,“当医生”、“当军人”,这时一个叫穆茜的女孩站起来说,“当老师!”李小锋问,“那你要当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啊?”穆茜说,“要当一个和老师一样的老师。”李小锋眼睛一红,抿住嘴示意穆茜坐下。   下了课,李小锋说,前一天他讲“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时候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哭了。你或许会明白,为什么这些孩子都有这么清澈的眼睛。   那些大孩子已经是李小锋的朋友,他说他注意从小培养他们的平等意识,他告诉他们天赋人权,每个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无论是山里人还是城里人。有的村庄有乞讨的传统,代课教师却坚决不让自己的学生跟着家人外出乞讨,说,只要我当老师一天,我宁死也不让自己的学生去跪活人。   自古蓝田山中出产美玉,有玉之处烟霭蒙蒙。而人们只见山中烟霭,不知玉在何处,美玉如同沧海遗珠一样无人赏识。   不少人在推动时代的进程。然而,对于代课教师来说,恰恰是这个时代的进程推动了他们,或者说,推倒了他们。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网友称之为“被时代踩在脚底下”的人也正是时代的垫脚石。当人人敬畏时代的巨轮呼啸而来的时候,不要忘了,你也可以仰视这脚底下的尊严。   钟南山:敢说真话不孤独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陈铁梅 冯飞   疫情应急响应机制的建立是过去七年里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最大成绩,此机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信息的公开透明。应急机制的建立动因源于 2003年SARS危机,而钟南山则是当时勇于坚持真理的斗士。   SARS之后,中国人面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多了几分从容。   2004年,禽流感;2008年,手足口病;2009年,甲型H1N1流感。七年来,病毒们不曾安分,新的传染病名称不断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妇孺皆知的名词。不过,人们再也未曾有过SARS流行时的恐惧,政府也不再手忙脚乱,瘟疫肆行时的每日报告不过是电视上的常规新闻。   疫情应急响应机制的建立是过去七年里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最大成绩,此机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信息的公开透明。七年前,SARS流行的情况一度被瞒报,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院士是勇于坚持真理、呼唤信息公开的人之一。   时势造英雄。当云遮雾罩、真相不明、人心惶惶的时候,说真话的钟南山就成了英雄。   时过境迁,SARS阴霾散去,应急体系建起,但说真话还没有成为社会常态。时至今日,74岁的钟南山仍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SARS改变公共卫生体系   2003年,钟南山至少有三次发言被人铭记至今。   一次是在SARS最严酷,医护人员也开始军心不稳时,钟南山主动要求:“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另两次则是冒着风险说出与权威声音相左的事实:反对认定衣原体是SARS病因,反对“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官方口径。   在4月份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他语惊四座:“控制什么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现在病源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他还补充说,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   据说在那次发布会之前,有关方面给钟南山打招呼:“讲话要注意一下”。谁知,院士肚里的真话还是没憋住。   如今回想起来,钟南山当时并无畏惧,因为他手里掌握着事实依据。他也并不认为“上面”会给自己造成压力,他的压力全来自寻求真相、治病救人。“当我否认衣原体说的时候,别人会问:‘你说不是衣原体,那应该是什么?’这就是压力,我要尽快找到真正的答案。”钟南山说,“要想明哲保身,受害的一定是患者。”   SARS疫情平息后,钟南山又在“两会”等场合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积弊提出批评――条块分割,基础薄弱,信息不畅,危机管理乏力……不过他也认为,SARS给公共卫生体系的改善带来了转机。   现在,全国各地都制订了突发传染病疫情应急预案,将突发疫情分为四个等级,每一个等级采取何种防控措施、保障措施,由哪一级政府出面解决问题,均有了详细的规定。   这一切在2003年前还是空白。“SARS之前,基层医院的传染病防治体系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安徽省一位县级医院的负责人说,“当年SARS让全社会到了草木皆兵的夸张地步,也是因为缺乏系统的防治体系。”   SARS之后,一个共识开始深入人心:防治传染病并不单单是医院的事,更是政府的事。国家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安排了专项资金,仅2003年至2006年,总额就超过140亿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火速出台,提供法律依据。我们甚至可以在各级政府的应急预案上看到:财政局、教育局、交通局、民政局、计生办、邮政局等各单位在突发疫情出现时应承担何种职责。   关键的疫情信息传递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之前的打电话、拍电报变成了网络信息直报,而且必须在当日报告,否则将负法律责任。除了传染病疫情外,每一个在医院死亡的病例也都要上报,即便死者是车祸后被送至医院不治身亡。   新的信息上报体系通过疾控中心直达省级政府和卫生部,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基层政府的瞒报冲动。   说真话的政治   疫情信息的发布已被制度化,钟南山已无须冒风险说出被隐瞒的疫情真相,但针对疫情防治,他依然有话要说。   2008年春天,钟南山质疑广州市一处禽流感疫情:“(3月)13日就发现鸡只出现非正常死亡,而16日农业部才公布确诊为高致病性禽流感。为什么几个小时就可以监测出来的结果,足足拖了3天?”   2009年,他对甲流疫苗大量接种表示异议:“我觉得还需观望,疫苗安全性问题的观望时间还要更长一点。我们不能像1976年美国接种猪流感疫苗那样,疫情发生后疫苗仓促上阵,结果造成很多人生病甚至死亡。”不过,当不良反应人数的统计数字公布后,钟南山改变了看法:数据显示,甲流疫苗是安全的。   同年,他还批评个别地区为证明甲流防控做得好,对甲流死亡病例隐瞒不报。他甚至说:“现在全国报告的甲流死亡病例数,我根本不信!”   钟南山坚持认为,信息公开是疫情防治的重中之重。“政府对疫情发展实情的信息发布越是透明,公众就越是稳定,诚实永远是上策。”   SARS期间,钟南山接受《面对面》王志采访。王志问:“你关心政治吗?”   钟南山不假思索:“我想我们搞好自己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对我们搞这一行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像你们作为一个采访者,作为一个工作,你把你的采访工作做好,而且人民喜闻乐见的,对你们来说是最大的政治。你在你本岗位上,你能够做得最好,你这个就是最大的政治。”   回答这个问题时,钟南山并未考虑王志的提问动机。后来他明白了:“为什么他那样问我?因为别人不如我直接。”“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当初可能卷入了政治,但我压根儿认为把真相公布于世有利于稳定。”钟南山说。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程东海认为,钟南山确实与政治发生了关系。SARS期间,钟南山曾经以科学家的身份,以理性的表达方式向西方介绍中国抗击SARS的过程,既消除了国际社会的误解,又证明了真实的重要性。   为什么只有钟南山?   说话直接的钟南山近年来不仅针对传染病疫情说话,还屡屡针对其他公共事件发言,让相关政府部门很尴尬。   2006年“两会”,他在政协医卫界会议上发言,劈头盖脸就问:“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我要问一问,现在药品名称这么多,我临床45年,有的药我都叫不出名字,这么多新药是怎么出来的?”钟南山说,同一种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名字,往往是一个药品改个名,摇身一变成新药,“身价”立刻飙升。“我就想不明白,这些批号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   2008年的一次论坛上,钟南山批评珠三角空气污染:“无论是有病还是没病,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   2009年“两会”,钟南山在广东代表团分组讨论时直言:“领导不在的时候,代表们发言挺多,而且讲得很深。领导在的时候,很多代表10分钟的发言,8分钟用来对报告、对自己歌功颂德。我感觉这样的气氛不太好。”   这样的发言自然极受公众欢迎,但也有个别时候,他的发言换来的更多是批评。2006年,钟南山的手提电脑被抢,之后他针对广州的治安状况提出建议:不应该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   此言引发激烈争议。至今,钟南山也认为自己没有多大错,“可能我讲得不太全面,可能我不大懂,也可能是我错了,但毕竟是我的心里话。”   在钟南山看来,真话不等于真理,真话就是发自内心的心里话,虽然有可能是错的,但却是最可贵的,“讲真话的群体一定会是一个和谐的群体”。   钟南山提倡大家说心里话,但显然,说心里话还没有成为社会的常态。所以,他不过是说了些心里话,就被媒体封为“炮手”。钟南山本人很反感这个称呼:“炮手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没有原则地乱轰,但我是有的放矢。另外,‘放大炮’是为了吸引大家注意,想要走到舞台中心,但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钟南山传》作者叶依的说法则是:钟南山有一种天然的公民意识,“他对社会的推动,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秉性使然。”跟随钟南山工作多年的陈思蓓医生认为,他的敢言跟他的科学家身份有关:要有科学的态度,为事实负责。“他很纯真、正直,说白了就像那个点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一样,说话不会顾着什么人的情面和脸色。”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说,如果钟南山对某事表示了赞赏,就证明他确实认可了,“否则,打死他他也不会恭维你!”   SARS之后,钟南山成了全社会推崇的标兵和模范。在广州,曾经有一段时间随处可见他的照片出现在公交站台广告上,旁边的大字是“全国道德模范”。   钟南山本人也希望能够影响一些人和事。今年9月,广州医学院开设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南山班”,推行精英教育,他亲自担任班主任,在课上以自己的真实经历教育学生:要真诚坦荡对人,老老实实做学问。   说真话的钟南山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和舆论的赞赏,有网民说“我就信定他了”,有媒体称他是“医学界的良心”,说他“唤起了中国人对未来的信心”,但赞赏声之盛却也反衬出真话之匮乏和英雄之孤独。   钟南山认为自己并不孤独,因为“讲真话到哪儿都还是有很多人支持”。   孙志刚:因一人废了一项制度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钱文迪 陈铁梅 冯飞   有打工者赶到孙志刚老家的墓前祭奠,他们说:孙志刚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的幸福,我们晚上出去再也不怕了。   一则报道成了一项实行多年的制度被废除的导火索,这在中国新闻史实属罕见,也代表了一种公民参与机制的形成趋势。   “我们晚上出去再也不怕了”   2010年12月底,广州的亚运气息尚未散尽。市区东部的黄村街,间或有公交车驶过,不少车身上写着“广州欢迎您”五个大字。   七年前,这座城市向外地人敞开的欢迎怀抱还没有现在温暖。那年3月17日,来广州谋生的年轻人孙志刚在黄村街被警方带走,三天后死于收容人员救治站。导致他被收容的直接原因是,刚来广州二十多天的他还没办理暂住证。   事件发生后,媒体报道,舆论抨击,学者上书,决策者从善如流,多方形成合力。仅仅过了3个月,温家宝总理就签署国务院令,废止收容遣送制度,收容所亦被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黄村街的居民也许并不懂得什么法治进程,但他们知道,现在已经没有查暂住证这回事了。   黄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村里见缝插针地盖满了三至五层的“握手楼”,吸纳着来穗谋生的中低收入群体,其中不乏与孙志刚相似、刚刚走出大学校园不久的外地毕业生。比起孙志刚,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无须办理暂住证,更不会被收容。   一位在黄村住了十几年的外地人曾经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抓过3次。以前,他在路上走着,就很可能就会被人喊住:“喂,把证件拿出来!”“但现在不会这样了,只是摆摊的可能会被城管管得严点。”   发生孙志刚事件的黄村街派出所,已经搬了家。2003年8月9日,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到此视察,留下了“人要精神,物要整洁,说话要和气,办事要公道”的指示。随后,派出所的墙上贴出了这四句话,还加上了三个“假如”:“假如我是一名老百姓”,“假如我是一名受害者”,“假如我是一名求助者”。   2005年,这家派出所荣升“全国一级公安派出所”,是当年广州唯一获此称号的派出所,也是天河区首个“全国一级”。   现在,黄村街派出所已经嗅不出孙志刚事件的气息。这里的民警大多表示自己“不知道”孙志刚。”   在遥远的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陶店乡幸福村,孙志刚的家人也已逐渐抚平悲伤。弟弟孙志国开了餐馆,结了婚,了却了哥哥生前的记挂。父亲孙禄松想起大儿子的死,依然有些痛苦,但想到儿子换回了法律的进步,让之后的打工者心里更有安全感,孙禄松心里也觉得安慰。曾有打工者专程从广州赶到孙志刚老家的墓前祭奠,他们对孙禄松说:感谢志刚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的幸福,我们晚上出去再也不怕了。   “你肯定是喝多了”   如果没有陈峰对新闻线索的敏感和坚持不懈的调查,孙志刚的死也许会不为人知。   陈峰当时是刚刚加盟《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组的记者,他在西祠胡同BBS上看到孙志刚之死的消息,决定开始采访报道,但他对报道的发表前景存有疑虑。   “没有谁说过这样的案件不可以报道,但是,在内地工作多年以后,我已经习惯于先去衡量一个报道的风险,而不是这个报道的新闻价值。”在一篇公开出版的回忆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后来,记者王雷参与了报道的采写。4月20日左右,王雷拿到了法医鉴定结果:孙志刚确实是被打死的。这是一个关键的证据,两名记者开始了最后的采写,稿件于25日见报。   七年之后再回顾这篇《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陈峰认为自己做得并不算非常深入,也没有拔高升华,只停留在一事一议。“成功的地方在于写作,文字干净,不掺杂情感,对于证据的运用到位。”他说。   陈峰和王雷都没有想到,这篇稿件会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再难以企及的高度。一则报道成了一项实行多年的制度被废除的导火索,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所罕见的。《南方都市报》当时的编辑一开始就认为,报道的目标非常清晰:最好能导致制度的反思和修改。在饭桌上,他跟两位记者说起自己的看法,陈峰笑道:“你肯定是喝多了。”   事实证明,编辑的判断并非虚妄,但他也没有料到,“事情会解决得这么干净利索”。他认为,这显示出当年决策层与民意的良性互动。   陈峰和王雷也提及:“政府在SARS中面临了考验,但采取了开明务实的态度,展现出听取民意的姿态,形成了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陈峰说,这是孙志刚事件迈向良性轨道的重要条件。   “奇迹”难再复制?   如果没有“三博士”和“五学者”的上书,孙志刚也许不会是最后一个死在收容所的中国人。   2003年5月14日,三名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改变或撤销。   9天后,五位法学专家同样以公民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事件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五学者”呼应“三博士”,给予了舆论上的支持。   “五学者”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是上书的主要倡导者,他并没有想到上书在一个月之后就有了结果。他认为,决策层反应迅速的原因是中央当时就有对旧制度进行改革的想法,而且在人口流动率升高的大时代背景之下,收容遣送这种人口管制措施已经不适应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此外,民意压力亦是一大促进因素。   另一名学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则指出了当年解决方式上的一点不如意:学者们曾经希望由全国人大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这项制度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问题,并告诉公众详细情况,但最终,还是国务院出面执行废止。“这印证了我们所处的行政主导体制,让全国人大撤销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比较难堪。据说,温家宝总理连夜发出指示,为了废止这个条例,国务院忙了好几个晚上。”何海波说。   尽管没有100%的满意,但学者们认为,此事件已经成为一个里程碑。“它是2000年立法法通过后,公民用违宪审查建议权获得成功的第一个事例。”沈岿说。   2009年,沈岿等学者再次采取上书的方式,要求对导致许多强拆、血拆的老拆迁条例进行审查。然而,这一次的上书并未带来迅速的制度改良,新拆迁条例难产。今年12月底,学者们再次上书。“相比于拆迁条例,收容遣送制的利益链比较简单,制度变革不会形成很大的牵动。”沈岿说,拆迁条例涉及了土地制度、财政体制、中央地方关系等诸多难解的问题,这是2003年的上书和2009年的上书得到不同结果的重要原因。   如果没有宽松的舆论环境,如果没有冷静克制的报道,如果没有网络民意的沸腾,如果没有法律学者在制度层面的推动,如果没有政府高层的决心,如果不是相对简单的利益链条……这太多的如果让孙志刚事件成为十年来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奇迹”。   不过,何海波依然认为,从长远来说,孙志刚事件仍然代表了一种公民参与机制的形成趋势。   石宗源:开明维稳之路   南方周末记者 何忠洲   “62岁的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2008年告诉了中国一个地方高官突破范式的可能,而且是在敏感的群体性事件上。”   中国近十年的群体性事件中,2008年“6・28”瓮安事件不是最为激烈者,也不算是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却是处理最为公开透明的一个。   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表现,现今回过头来看,也堪称优秀。   在那场震撼世人的大骚乱中,石在事件平息的第二天即出现在瓮安街头。与传统处理群体性事件“高压”和“封锁”方式不一样的是,他当众严厉批评瓮安干部,曾三次向民众道歉,并罕见地给自己打出50分的低分作为自我评价。   他断然放开国内外媒体对此事的采访报道,称:我也希望记者现在到瓮安县城去采访,不要通过我们官方,而是偷偷摸摸去,走家串户。   他直言:若瓮安事件发生反复,自己将向中央请辞。   这些举动,一举扭转了之前地方政府的定调:“有组织、有预谋”“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抢烧”。   当2009年云南省陆良县发生一起大规模的警民冲突后,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就吸取教训,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   本报当年的评论称,“62岁的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2008年告诉了中国一个地方高官突破范式的可能,而且是在敏感的群体性事件上。”   这种突破,在一向斗争神经紧绷,视此类事件为禁忌的地方治理上,事后证明也是管用的:   瓮安在短期内就实现了稳定。2009年底,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调查发布的数据显示:贵州省瓮安县的群众安全感达95.57%,而2007年,这一数据为59%。   瓮安,群体性事件之始   瓮安事件后,本报记者曾与石宗源面谈其当时所思所想。石坦言,一些处理举措,亦是根据形势主动做出。   尽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单光鼐等人的研究无不证明:   多发生在中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具有暴力色彩的群体事件,就是地方的上层精英制造出来的当地政府与民众的冲突,而不是民众和国家的矛盾。他们并不具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既不“求官”,也不“干政”,无非是一些非常具体的合法利益。   但对更多的官员来说,主观上,并不愿将其视为传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部分。由开始对这类事件的不承认,到后来有了“群体性事件”的公开称谓。一贯的处理办法,仍然是对外的高度封锁,对内不顾一切的强硬镇压,这其实已然是一个极为固定的处理模式。   连之后的伊春空难,地方官员仍不惜以自己“是个粗人”为由扣押记者。而“抢夺尸体”,更在石首事件后成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经验。   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   瓮安之后,中国正在面临着更多的群体性事件的冲击。   征地、拆迁、移民……   种种不公正最后指向的,都是日益显现的官民矛盾。   独立时事评论员蒋兆勇对本报记者称,1990年代后,县乡政府与农民形成了直接面对面的社会结构,在全面推行市场化体制改革后,县乡政府开始追逐自身利益并由此和民众发生冲突。   2005年6月11日的河北定州绳油村事件、2008年7月19日孟连事件,无一不是“公司化”的地方政府滥用强制性权力的恶果。   而底层民众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于建嵘说,民众的维权行动传递路径就会发生转向和反弹,直接指向最高执政者,最终形成“中央压地方,地方压民众,民众压中央”的恶性循环。   研究表明,对社会最不满、挫折感最强的人,还有那些冲在最前面的人,往往却是青少年。在瓮安、陇南事件中,年轻人的暴力行为都非常突出。   而值得反思的是,群体性事件中,民众矛头所向始终针对的是当地政府及其部门。之前发生的万州、汉源、黄石事件,以及前年的瓮安、陇南事件,都是针对当地政府及其机关,民众打砸烧的仅是政府机关,而对周边的商场、店铺秋毫未犯。   在瓮安事件后,北京开始进行三千县级公安局长大轮训。维稳更是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新的群体事件还在继续发生,并呈现新的特点:   城市以80后和90后农民工为主体的新一代雇佣工人,开始不只维护已有的权利,还要伸张新的权利。   在大城市,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开始发挥设置议题和放大信号的重要作用。既有上海大火这样自发的大规模民众鲜花活动,也有最近几年的上海市民“购物”、成都市民“戴口罩”、厦门市民“散步”以及保定工人“旅游”,穿T恤锻练。   这些无不预示着,群体表达已成为一种常态。   于建嵘说,运用高压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在短期内可能有效果。但是,这种压力维稳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就不惜代价强行解决,难免会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导致民众的心理认同感幻灭,支持率降低。   他说,要解决目前的压力维稳机制存在的问题,需要适时推进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   2010年8月21日,年届65岁的石宗源退任。   北川中学:平静下的伤痛   南方周末记者 冉金   经历了三届高考和重新招生后,新校园里的2000多名学生中,当年的幸存学生只有六七百人了。   但地震的伤痛依然在这所“看似恢复正常”的校园里潜伏着。   我希望,你们掌心的灯能在漫长的黑夜里为我们一直长明。   当我伤心的时候,可以静静地依偎在你们的怀里,倾诉自己的心伤,一次又一次;   当我在哭泣的时候,你们会轻轻地擦拭我眼角的泪水,一次又一次;   当我在跌倒的时候,你们会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陪我一直走过艰难的路途,一次又一次;   当我在迷茫无助的时候,你们会轻轻地在我的耳边告诉我世界还很美好,一次又一次;   当我在悲观绝望的时候,你们拉着我们的手一起仰望那片蔚蓝的天,一次又一次;   当我在……的时候,你们会……,一次又一次;   我喜欢你们的爱永存于此。   ――北川中学2011届高三伤残学生 郑海洋   表面的安静   ● “纷繁的世相已经扰乱了这些学生的心。”   ――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   北川中学从未如此安静。   自今年9月以来,这所因地震而举世瞩目的县城中学,终于结束了两年多的流浪,离开长虹培训中心拥挤的板房,回到了新址重建的北川,在投资两亿兴建的崭新校园里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   此刻,初具规模的新县城里,居民尚未入住。提前半年进驻的北川中学,被空荡荡的建筑群包围,几乎是这座空旷而寂寥的县城里,唯一的生气。   如今的北川中学占地25亩,建筑总面积72000平方米,可容纳5200名学生,但由于初中部分出去成立了永昌中学,只留下了高中。现在师生加起来不足3000人,分散在ABC三栋连体式的教学大楼里,使得整座校园也显得空旷而静谧。   经历了迁校、媒体的再次聚焦和上级政府领导的频繁视察之后,北川中学似乎终于可以安静下来。   这是校长刘亚春一直期望的。   在刘亚春看来,震后纷繁的世相,社会过度的关注已经太长时间“扰乱了学生的心”。   他急切地想让这所历经磨难的学校摆脱地震的阴影,重新回到正常的教学轨道。   为此,不惜采取近乎军事化的严苛管理。从校园清洁、学生仪容、日常考勤、考试成绩等每一个细节对班级和班主任实施严厉的考评扣分,并将其与老师们的奖金挂钩。   数月的“整顿”,压力之下,如今的北川中学,校园干净整洁得近乎一尘不染,教学秩序井然。“如果看表面,这已经是一所正常的学校了。”一位老师感慨。   迁入新校园后,地震已很少被提及。经历了三届高考和重新招生,现在的两千多名学生中,属于当年幸存学生的,只有六七百人了。在刘亚春看来,现在的北川中学,面临的是“二次创业”,是如何不让那些曾经施予过帮助的人失望。“不能总拿地震当借口,北川中学如果办不好,以后怎么好意思请那些援建的人回来看?”他说。   但其实,地震的伤痛依然在这所“看似恢复正常”的校园里潜伏着,并不曾远去。   “其实我们并不坚强”   ●“其实我们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坚强…… ”   ――北川中学学生郑海洋   邓阳秋正打算坚持完这学期,就申请离开学校回家去复习。   地震让他单腿截肢。受其影响,去年高考不理想,他选择了复读。但9月初,来到新的校园。陌生的环境却让他倍感孤独。   身边的同学大多是震后新招的学生,现在的北川中学也被称为“新北川”。而最让他难受的,是被老师视而不见。“老师眼里,只有那些成绩好的学生。成绩不好的,看都不看你。”   “学生应该是鼓励出来的,”他说,但他听到的,却只有“才考了290”。一次因为在英语课上做数学,英语老师丢下一句“人还是要有尊严”让他很受伤。   “地震后,这些孩子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被地震打破的人际关系和生命意义的重建,而不是高考和学习。”北川中学“心灵花园”的建立者高岚教授说。   这学期考试结束,郑海洋就向班主任李军申请了回家复习。“他说天气太冷,学校不方便。”李军同意了。   这个原本品学兼优的男孩在地震中双腿高位截肢。他在夹缝中做手势微笑的照片,曾被当作坚强乐观的符号广为传播。事后,“夹缝男孩”也一度被媒体包围。   但从去年起,郑海洋就拒绝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即使是中央电视台和校长刘亚春亲自“敦请”,也坚决不去。   在今年5月12日一篇地震两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这个19岁的男孩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会在镜头前面表现得非常坚强,非常乐观,我们会对每一个陌生的人微笑,那是因为我们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的懦弱……其实我们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坚强……”   离开校园的郑海洋总是坐着一辆电动轮椅独自来去,将自己深深包裹。他跟物理老师唐高平说,我装出很认真的听课,其实只是在“配合”你。   回到家中的他,已无意高考和上大学。他将地震后的真实经历写成了一本纪实小说,他说自己的偶像是韩寒,他打算走一条文学之路。   老师李军只瞄了一眼郑海洋的小说就没敢往下看。他怕又勾起心底对女儿的伤痛。对于郑海洋的离开,他说“正常”。“但我自己也没有走出来”,谈及班上其他学生的心理状况时,他说,“他们都比我恢复得要好。”   二次伤害   ●“他们内心真正的需要其实一直被忽视。”   ――志愿者王志航   12月26日。张凤在心灵花园的“沙盘游戏治疗室”第三次摆下了沙盘。这是一种映射心灵的游戏。湖泊,草原,森林和各种动物。这是张凤前一天晚上内心涌起的愿景。   这个在地震中双腿高位截肢的女孩,一直是老师眼中和媒体笔下的坚强典型。校园里,经常能看到她戴着假肢一步一步艰难穿行的身影。她坚持不坐轮椅。   但10月,她却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觉得现在的每一天都好疲惫,有种稍不留神就会坍塌的感觉……”   她经常去心灵花园。12月26日,摆完沙盘,指着一时兴起摆下的鲜花,她说,比起前两次,这一次,多了生机和希望。   但来自广州的心理咨询志愿者曾浩对此并不乐观。他敏锐地发现,每一次,张凤都在她的草原上放了一匹狼。问及原因,她回答:“再美好的草原都会有狼……”   双腿高位截肢的李安强返校之初,曾因为没有班主任愿意接收,被母亲推着轮椅在学校里徘徊等待了三天。   单腿截肢的刘敏则被一名“志愿者”深深欺骗过。这位“志愿者”起初对肢残住院的刘敏百般照顾,甚至认刘敏做了干女儿,却在突然的一天不辞而别。刘敏一度伤心不已,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干爹才不要自己了”;事后才得知,这个“志愿者”拿着媒体的报道换得了移民签证,举家移民去了国外。   他们大多不愿接受媒体采访。张凤说,9月新学校开学时,自己恳请媒体不要再拍照,但每次都没人理会,依然被拍个不停。   他们需要的,是长期的陪伴   ● “除了听他们在我面前哭泣,我什么都不敢说。”   ――心灵花园志愿者曾浩   在北川中学服务了两个月后,曾浩准备离开。短短两个月,他已经感受了太多这些孩子心底复杂的悲伤。   遇上停电,陷于一片黑暗的他们仍然会想起地震而极度恐惧。   他们不愿再把伤痛撕开来给别人看,觉得会痛,而且没有人可以理解。即使身边的朋友也无法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新校舍带给他们的不只是舒适的环境,也是压力。他们要求自己要为北川中学争光。   曾有一个孩子摆出令人恐怖的沙盘。沙盘上全是黑色的墓碑和坟墓,断头的人和断肢散布四处。而曾浩听到的,最让曾浩沉痛的一句话,是一个孩子痛哭失声的说:“我不就失去了一条腿吗,我已经得到的够多了。”   时至今日,北川中学依然没有固定的心理老师。心灵花园和中科院心理所“安心团队”的志愿者虽然驻守北川中学,但总是一批批地来来去去。往往是刚刚和学生建立起熟悉的关系,就走了。   在曾浩看来,这种的短期辅导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只是摆了一个姿态告诉学生,这里有心理老师,你们有问题可以来,仅此而已”。   这学期曾浩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在高一每周给学生上一节心理课。他希望能通过这个方式,告诉老师和学生,怎么认识自我,缓解心理的压力。但却总是听到“打扰了学生学习和正常教学秩序”的反对声。“他们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固定的熟悉的人,一个长期的陪伴与关注,一个连续的心理疏导过程。”曾浩说。   干妈   ●“我始终执著地相信,他们需要我的爱。”   ――志愿者王志航   这个被长期需要的角色,被一个54岁的女人扮演。   王志航,这个曾经卖保险、打麻将的成都女人,两次罹患癌症,在地震后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此后,她将全部的心力和财力,都投注于每一个伤残学生身上。她能报出北川中学120名伤残学生的名字,并与他们每一个都熟识。她也被这些孩子亲切地呼为“干妈”。   离高考还有半年多,李安强保送大学的资格终于被确定下来。当时在废墟下,因为不忍同学的疼痛,李安强顶着预制板,一直没有拔出跪着的双腿。同学梁欢的生命因此得以保全,李安强却永远失去了双腿。   他将自己废墟下救人失去双腿的事迹隐瞒了整整半年,直到被救的梁欢站出来反映才被人知晓。   获悉真相的王志航,不忍这件事成为影响这个孩子一生的心结。她写博客,邀请媒体报道,期望唤起学校和社会的关注,最终在其帮助下,补评李安强为全国“抗震救灾英雄”,并凭此获得了一所重点高校的保送资格。   而让王志航最心痛无力的,是一个名叫秦睿婷的女孩。这个在地震中父母双亡、自己失去一条腿的小姑娘原本很有音乐天赋,会弹古筝、吉他,歌唱得很好,去年还曾和羽泉在当地同台演唱。然而今年,王志航惊悉,这个女孩离开了北川中学,后来又彻底辍学,去了镇上一家老虎机游戏房打工,自此长期不回家,负责监护她的舅舅在她工作的地方,发现了装白粉的袋子。   11月,王志航终于在老虎机房找到了秦睿婷。原本120多斤胖乎乎的女孩看上去只剩下了80多斤,又黑又瘦。抱着王志航,女孩一直痛哭,说自己每天晚上都在想念去世的父母。当王志航提出带她离开时,她却拒绝了,只回答了一句:“干妈,我已经飞得太高了……”   12月25日,得知郑海洋离校不想参加高考后,王志航特意赶到绵阳找到了躲在家里的郑海洋。   此前,看见贴在网上的小说章节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他突然关掉了自己的博客,并拒绝了王志航帮他出版小说的建议。王志航感慨,这个孩子把自己包裹得太紧,她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真正走进他的内心。   每天除了上网,这个19岁的男孩将自己蜷缩在被窝里彻底封闭。电脑QQ的签名表达着他内心的感伤:“曲终人散,人走茶凉”。   郑海洋住的地方正对着地震之后他失去双腿的那家医院。当王志航问他,是否会让他想起失去双腿的伤痛,他令人意外的回答,自己反而在怀念那个时候。他至今记得,一个医院的小工硬往他怀里塞一瓶水的情景。他说,那时,一个陌生人给予的,也是最真诚的关怀。   最后,他勉强接受了王志航的劝说,答应她如果愿意读大学,就接受她的帮助。但转身,他又问记者,“为什么要读大学?我找不到读大学的意义。”问起未来的打算,他说睡一觉再想。   离开郑海洋的家,王志航说,她已为这些伤残孩子专门建立了一个叫“心灵天空”的QQ群。她希望,这些孩子在未来的日子能够相互关爱,相互扶持。   这些孩子是那场灾难最大的受害者和见证者。也是北川中学永远的痛。   今年是最后一批伤残学生,王志航说,明年我不用再去北川中学了。       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实习生 陈铁梅 王媛媛 向婷婷   他们都只是“小人物”,在某一年,因为某些突发状况被关注,成为舆论焦点。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的进程,尽管时间短暂,力量却未必微薄。若干年过去了――   刘亮   围绕一枚彩票的名利场   刘亮最后一次成为新闻人物是2008年到汶川灾区当了一回义工。不过,报道的兴奋度远不能与此前四年相比。   2004年,18岁的农村青年刘亮刮到一张价值一辆48万名车及12万现金的中奖券,却被宣布为假彩票。为维权,刘亮爬上了7米高的广告牌。在媒体的蜂拥跟进下,陕西体彩的交易黑幕得以层层剥开,刘亮开始被称为“揭黑英雄”。   但接下来发生在刘亮身上的故事,不再关乎彩票,转而集中于追逐着这枚彩票的名利场。   亲友闻风赶来借钱,一拨拨上访者登门求助申冤,嗅到“揭黑英雄”身上商业价值的企业纷纷携合同而来。刘亮最终接受了杭州一家汽车公司的邀请,以两万八千元的报酬,做其三年形象代言人。   同时,仅初中毕业的刘亮还被汽车公司安排到西安外事学院学习两个月。他的入学欢迎会同时是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在校的待遇是两名保安时刻随同,再又引来大批媒体追逐。   环绕“揭黑英雄”的名利场在刘亮被曝涉嫌嫖娼风波后骤然消失。被终止合作的刘亮回到农村继续做农民。本报记者最近一次见到他是2009年,彼时,他做过建筑工人,谋划过办猪场,但都无疾而终。因涉嫌嫖娼风波,加上家里至今还没有像样的房子,24岁的刘亮至今单身。   宅男胡戈最近一部新作恶搞的是《动物世界》,这部2010年2月推出的八分钟短片,模仿赵老师沉缓的磁性音讲述了关于一群“宅居动物”在人类的“关怀”下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故事。   比如,由韩寒扮演的整天思考人类的雄性,发表文章时挨过了漫长的第一道审查后,开始喜迎第二道审查;而胡戈亲自出马演的另一只雄性,文章不仅没通过审查,还直接被破门而入的人类给抬出去“优胜劣汰”了。   胡戈   “人就是可以无耻到我这样的地步”   自处女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之后,胡戈继续宅在家,每天下午三点起床吃俩隔夜包子,开始捣鼓。   捣鼓出的第二部片叫《鸟笼山剿匪记》,一如既往的很贱很好玩。比如,其中一个角色是鸟笼山新闻发言人,穿着打扮模仿萨哈夫,一本正经播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鸟笼山旧闻和废纸摘要栏目”。   另一个活宝角儿叫“傻大木”,一脸大胡子神似萨达姆,接受记者采访时还特有气场,“人就是可以无耻到我这样的地步!”   陈凯歌5年前先是拍了《无极》供胡戈恶搞,接着骂他,最终成就了他。   最近两年,胡戈拍了七八个网络广告,让自己宅得衣食无忧绰绰有余,眼下正在捣鼓一部科幻片的剧本,找得到投资方就弄成院线电影,不成就走网络收费。   不过,在江湖上,胡戈仍是当之无愧的骨灰级恶搞师爷,门下还有成千上万菜鸟大虾各色物种追随着。在恶搞界,胡戈像个英雄,但其实是这个搞不动的世道,成就了恶搞。   孟氏兄弟   继续卑微与隐忍   这两天,孟宪有的女儿放假回家了。三年前他和哥哥孟宪臣被困井下时,女儿、儿子都在上高中,如今,他们都考入了大学。“这就是我们当时拼命想活下来的原因。”他说。   2007年,矿工孟氏兄弟在几无外援的情况下,依靠简单的工具和双手,经过130多小时的挖道,从死寂漆黑的矿井下自救逃生。   奇迹生还后,孟家兄弟对生活中的困境却不那么强烈了。他们至今不但没有获得任何赔偿,而且当年的两三千块钱的工资都还没结。有人怂恿他们去告窑主,孟宪有不干,“老板不是坏人,当时他也在尽力救援我们。”   刚被救出来时,兄弟俩都还憋着一股气,打算等身体养好了去给自己讨个说法。如今再提及,孟宪有说早就不想了,他们连往返北京的钱都出不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对本报记者说。   2007年,在某杂志的颁奖盛典上,当被问到恨不恨那些做出井下无生还可能判断的专家时,孟宪有答,“不恨,因为我们是和谐社会。”   眼下,为了供孩子上学,兄弟俩各自背有数万元债务,尽管体力在被埋后大不如从前,孟宪有仍给自己定下目标:在孩子毕业前把债务还清,“孩子将来找工作、买房、花销,压力很大,我不能给他们添包袱”。   陈晓兰   停不下来   陈晓兰今年57岁了。跟过去十多年中与“敌人”誓死抗争的绝决精神气相比,她低调了许多。   2009年秋天,CCTV某栏目编辑给她电话,想颁给她一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有关的个人荣誉,希望她可以出席颁奖。陈晓兰斟酌许久,最终还是回绝。   彼时,作为两位死难患者家属的代理人,陈晓兰正在准备着对上海一家医院的诉讼,不想分心。另一方面,她也不希望被她的打假对象当成明晃晃的眼中钉。   陈晓兰越来越倾向于给人以这样的错觉:她已经折腾累了,渐渐消停了。   陈晓兰原是上海一家地段医院普通的理疗科医生,十年来,她一直从事医疗器械行业的打假,被她揭露的各种医疗器械达二十多种,其中八种假劣医疗器械被查处。陈晓兰因打假而触及医院利益,不但“被”成为上海远近闻名的“精神病患者”,还两度失去工作。   幸而,近年来她的行动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2007年登上CCTV“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颁奖台后,更是声名远播。   但此后不久,她一度想请媒体朋友帮忙发表一篇报道,宣布陈晓兰偃旗息鼓,不打假了。这逐渐由一种斗争策略演变为她的真实想法。近两年,陈晓兰陷入深深的焦虑――暴露出来的医疗问题越来越多,“对手”也越来越强大,他们与保护伞的结合更紧密,相互间也结成各种利益联盟。   但2010年9月,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爆发患者眼科注射治疗引起不良反应事故后,陈晓兰马上又开始了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发往国家药监局与卫生部。   曾有官员感慨地问陈晓兰:眼下像你这样的医生多不多?陈晓兰答:我并不孤独。   她始终相信中国医疗器械市场的未来会好起来,只是那时,她发如雪,鬓已霜。   超女   造梦童话   4亿多总决赛观众、数千万短信投票、15万报名参与者……这就是2005年度的“超级女声”,它引爆的“全民运动”至今无人再出其右。   李宇春凭三百多万短信投票拿了“超女”头名,周笔畅、张靓颖紧随其后,还有何洁、纪敏佳。此前,她们都还只是无名小辈,长得不算漂亮,老爸也不叫李刚。   如果没有进入这个造梦空间,她们走的路与其他普通女孩没什么区别:毕业前夕,找一家不错的实习单位,争取留下来;如果仍怀音乐梦想,那只能上北京漂着,在市区住地下室或五环外租个便宜的房,每天耗两小时在往返的路上;弱弱地问每位面试官,请问我可不可以麻烦你告诉我……   这条道路并不一定能通达梦想,且一点都不浪漫。在一个缺乏梦想与浪漫的地方,这个舞台无论对于参与者还是围观者,具有不可抗拒的引爆性与燃烧力。   想想当年女孩们在台上有多么“不上道”:张靓颖面对评委要她按“标准发音”再唱一遍的要求保持沉默;李宇春断然拒绝主持人要求“穿一次裙子”的起哄;叶一茜在抽到模仿小燕子的即兴表演题目时,佯装落泪把主持人吓到了,事后她解释说,小燕子不是我的菜……   好在掌握投票权的民众就喜欢她们“想唱就唱”,而非“德艺双馨”。回看当年狂热的粉丝走上街头拉票的图片,都不太敢相信彼情彼景真的在中国的街头上演过。   五年过去,张靓颖获奖无数,一年前开始做老板;李宇春作为天娱当家花旦,刚在续签现场获赠北京豪宅一套;周笔畅发行的两张专辑在内地艺人排行榜中均占首位……   但童话的结尾,并不是每个公主都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知名度不高,发展也不太顺的“超女”王贝,一个多月前丧命整形手术台,大家很不理解:已经很好看,为啥还要整?“超女”,不就是“做自己”吗?   余放   人不叛逆枉少年   回顾四年前发生的这一幕,我们仍旧会被故事里的主角震撼。这不是宣扬价值的好莱坞电影情节,而是一名17岁中国男孩在化学奥赛上的真实故事。   2006年,湖北宜昌夷陵中学高三(14)班学生余放在奥赛考场上面临着他人生中第一个最需要勇气的抉择:他发现拿到的试卷,题目与赛前一天夷陵中学奥赛辅导老师艾宏国亲手交给他的“习题”一模一样。   要么“完美”作答,以优异成绩换取直通名校的通行证;要么坚持诚信,检举自己的老师。对于绝大多数孩子而言,这是基本不存在的道德困境。与光明前程比起来,所谓诚信底线又算什么?   这是艾宏国们对中国少年上的人生教育第一课,想想在他们成长途中很可能早已耳濡目染的选择吧:父母带家人外出吃饭或出行,在发票上开的是“单位”;平时用的文具都是姑姑从单位里拿回来的;舅舅从病人那收到很多红包,他说不收病人更抓狂……   在这场奥赛考场里,同样获得泄题的学生在利益与诚实之间做出了最常规的决定。   我们至今仍没办法复原余放彼时的心理挣扎,只知道他最终提起事前准备好的红笔,在试卷上写了一百多字的检举信。信中最后一句是:“荣誉是我向往的,但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是我鄙视的”。   类似的话在我们小学的思想品德课堂上就曾反复被老师称颂,但当它应用在现实里,引来的却是沉默与尴尬。   事后,夷陵中学老师要么对余放保持沉默,要么含糊地说他性格内向、偏激、叛逆。余放的家人也日夜守在孩子身旁,坚拒一切采访。   我们不知道余放最终考上了哪所大学,在今后的人生中是否还有勇气继续坚守常识。如果这种坚守也算叛逆,那就附议塞林格说的,人不叛逆枉少年。   黑砖窑母亲   她们还在寻找   一些失散重聚的家庭已经恢复或试图恢复平静。   张文龙的父亲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说“打错了电话”,与他家一直保持联系的郑州人辛艳华说,张文龙被红砖烫的伤疤已经恢复了,但有段时间精神状态不是很好,眼下全家正在张罗给他找对象。他们不愿再提过去。   张文龙是2007年黑砖窑奴工事件的受害者之一,在被被骗沦为奴工之前,他是个二级厨师,但现在,他什么也做不了。数百个家庭正是因为陷入同一场骇人听闻的人性罪恶而破碎。   2007年,张文龙们的母亲,在寻子途中渐渐结伴而行,最终揭开当年震惊全国的奴工黑幕,也引发了当年最激烈的举国声讨。   杨爱枝的腿在三年前寻子途中劳累过度,一到冬天就肿痛,但她现在别无所求,儿子不但寻了回来,今年还考上了大学,在电话中,她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平安”。   但悲剧远未结束。   袁成是当年5位寻子家长中的一员,他的孩子现在还没有找到。过去三年里,他始终没有放弃,每到农闲便出山寻子,时不时会碰上其他寻子父母,其中一个叫老苗的60岁老人,为了寻子,把家都卖了,和老伴租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平日以卖旧书、给人去痣为生。与袁成建立联系的类似家庭,大约有二十几户。   袁成说,寻子母亲在大街上很好辨识,“她们一见到流浪汉,总会凑上去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吴苹   “我是公民,不是刁民”   时隔三年,吴苹强悍的气场丝毫未减。   2007年那场震动全国的维权行动完胜后,吴苹买了一款加长红旗车,还在重庆一家四星级酒店承包了整整两层楼开餐厅。间或有客人闹事,吴苹一出现,对方就被震住了,“这就是那个最牛钉子户啊!?算了,埋单!”   三年前因入选本报年度人物,吴苹在接受本报记者回访时,正忙着为她彼时新买的问题越野车与工商局反复交涉。   去年,很多记者又找到吴苹,请她谈谈对两会、改革开放30年及物权法周年的看法;更多时间,她继续维权,并且总是不断有新的纠纷让她挺身而出。   最近一桩是生意场上的纠纷,2007年底就已经判决生效了,吴苹是胜诉方,但法院判给她的150万赔偿至今一分钱没有拿到。她很气愤。   她似乎经常气愤。眼下与一家物业公司的纠纷也让她大发脾气,以至于影响到她原本想进军娱乐圈的打算。“从事这一行,需要好的心情。”她说。   如今,吴苹给自己的一个清晰定位就是“维权人士”。这一形象其实在三年前她孤身立于废墟之上时就已深入人心。   在待人接物上,吴苹给人感觉并不算好。比如,她太强势,总喜欢控制局面;耍小聪明,曾企图把自己包装成“名门闺秀”等。但她身上的亮点同样出彩,她敢于挑战公权力的执拗,突破了社会底层习惯隐忍的集体性格。   三年前,她对本报记者强调,“我是公民,不是刁民”。眼下,她总结自己的过去三年,“你告诉大家,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责任编辑:刘士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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